日美安保体制的再思考

日美安保条约确定了战后日美关系的基本体制 ,日美关系由太平洋战争时的武力对决 ,变成为战败的日本以恭顺的姿态自动地编入美国的世界战略体系之中。日本以向美军提供战略基地为代价 ,取得了美国对日本的战略保护。在这层关系中 ,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及在道义上、物质上对被侵略国家的负债 ,都被掩饰了。最近 ,日美安保体制适用范围一再扩大的趋向 ,证实了日本在安保体制的保护下已经形成窃喜心理 ,并且已经对东北亚的地域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     

20世纪日本的比较文明研究轨迹

在文明单位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历史结构的变迁,并对普遍的价值体系进行勾勒与评价,是日本的文明学者对比较文明学的定位。日本的比较文明的研究是从独善独尊的孤芳自赏状态清醒后发展起来的新学科。经过山本新、梅棹忠夫和伊东俊太郎先驱者的努力,现在已成长为一门备受学人们关注的学问体系。其中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国学者予以关注和评价。     

补白拾阙情文并茂--评郑毅著《铁腕首相吉田茂》

吉田茂，生于动荡无常的明治前期(1878年)，死于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前夜(1967年)。其一生，前一半为外交家生涯，曾随西园寺公望出席巴黎和会，还先后历任日本驻伦敦、罗马、天津和奉天等地的外交官、总领事、大使，并以外务省外务次官的身分，参与策划田中义一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     

维持还是打破现状——“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日本政局

华盛顿体制建立后形成的国际政治新环境对日本政局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协调外交主张服从华盛顿体制,维持现状;而陆军和海军对华盛顿体制不满,力图改变之,因而主张改造国家,打破现状。政党内阁曾想通过努力继续维持协调外交,但因其自身的诸多缺陷,最终只能无可奈何地目睹军人政治和军人政权肆虐,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战前日本协调外交遭遇困境原因探析

协调外交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时期标榜的外交口号,同时也是守护帝国主义国家既得侵略利益的一种新的外交政略.战前日本执行协调外交的结果,使日本遭遇了又一种外交困境.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出一些说明.     

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

江户幕府的确立,结束了日本连年战争的局面,随着江户幕府统治的日趋巩固,武士阶层面临的社会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旧类型武士相对,一种新类型的武士应运而生。旧类型武士大多信奉武士道,新类型武士则推崇＂士道＂,＂士道＂在江户时代武士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过十分显要的地位。本文拟就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作以分析。     

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20世纪 80年代 ,我国学界曾有一段研究日本大陆政策的热潮 ,认为其源于《田中奏折》 ,内容是 :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满蒙。中日学者间对《奏折》真伪的论争亦再度升温 ,部分日本右翼分子乘机大肆否认侵华的历史。事实上 ,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侵华的基本国策 ,体现了其将岛国发展为大陆帝国的强蛮意志。《田中奏折》言中了日本的侵华步骤 ,这不仅为识者所同见 ,更为史实所明证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真伪不应影响日本大陆政策研究的持续和深入。此为刊发本组文章的原因之一。之二 ,1937～ 194 5年是大陆政策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 ,此间日本多种政略齐施 ,如军事占领、对基层社会的政治控制、经济抢掠等等 ,妄图彻底灭亡中国。检讨学界研究日本侵华史的现状不难发现 ,一些具体领域的诸般研究并未归结到大陆政策的框架内及层面上。为此 ,本刊特刊发“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研究”专题 ,着力于阐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并从不同角度探讨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台湾的实施及其危害 ,以期引起中日学界的关注     

明治国家主义析论

在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诸因素中 ,应当说在与西方对抗意识中滋生的国家主义情绪 ,值得我们重视。在以急速推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明治时代 ,激烈的国家主义思想及运动因主观意识上采取与欧美列强对抗态势 ,而不断地获得了持久发展的激情。这里所说的“对抗”,并非对峙乃至最后诉诸战争之意 ,而是一种由模仿——竞赛——争胜逐级攀升的全国性心理。毫无疑问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 ,亚洲近邻诸国不仅备受蔑视 ,而且直接成了日本同西方诸国对抗中的争夺物。这种国家主义的情绪 ,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同世界各国绝对不得兼容的极端境地 ,…     

伊势神道与江户国学——国粹主义的放纵自赞

主张神佛峻别的伊势神道,在学问主张和精神思想上,与江户国学同出一辙.伊势神道批判佛学以期推动文化自立;江户国学反对儒学以期实现文化独尊.对外来文化的无情排斥和对自我文化的放纵自赞,可分明窥见深埋在日本文化内部神秘主义和情绪主义之基本根性.     

福泽谕吉中国政策观的骤变——东洋盟主与脱亚入欧

明治初年日本人在对外关系的认识上呈现出三重性结构,致使福泽谕吉等人在论及东洋与西洋的关系时,主张以实现日本的东洋盟主地位来遏制西洋。但出于对中国清朝通过洋务运动以增强国力的担忧和警戒,便很快转向“脱亚入欧论”。这几乎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中的一项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