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论胡适的文艺美学思想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胡适的文艺美学思想却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游离出来,带着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在五四时代产生强烈的放射性影响,并由此而界定了新文学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是,这种悖逆现象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所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从邪恶走向忏悔——论周朴园性格的内在矛盾

在众多研究《雷雨》的文章中,对于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人们几乎部持否定态度。不错,他的确是个“魔头”,剥削压榨工人,摧残抑制人的个性,周、鲁两家血缘纠葛所酿成的悲剧,或直接或间接都与他有关系。仅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们对他的否定贬损也并不为过。但是,在他的身上除了这种“邪恶”的成份以外,还存不存在其它的因素?作者塑造这一艺术形象的主观意图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论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他的新诗理论与创作，不仅是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一种中介形态，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因此，全面地透视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对于我们科学地研究２０...     

论新文学婆媳矛盾的多元叙事

在新文学家庭矛盾叙事当中,“婆媳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伦理关系,由于“媳妇”是一种“植入”型的家庭身份,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她同“婆家”的其他成员,都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就决定了“婆婆”与“媳妇”之间,不可能具有母亲同女儿那样的亲近感。因此,新文学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留问题,并试图通过“启蒙”与“革命”的思想路径,去最终解决中国家庭内部的“婆媳矛盾”。然而,“婆媳关系”毕竟不同于“父子关系”,由于缺乏“血缘”这一亲情的“粘合剂”,即便是“父权”文化体制崩溃以及现代婚姻制度确立,它仍旧会是一种家庭内部生活的主要矛盾。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花开花落:论中国现代女性解放叙事的社会想象

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叙事,从其一开始便“听将令”而盲从于男权话语的思想启蒙:它先是追求婚恋自由,接下来主张职业女性,再后来又倡导革命女性.新女性形象几乎完全是按照男权意志的主观想象,去随意调整自己必须去承担的社会角色,最终都只是以消泯自身性别的“解放”要求,去无条件地臣服于男权话语的政治诉求.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叙事,虽然反映了女性解放的心灵呐喊,同时也揭示了她们自觉皈依的思想矛盾,这种奇特现象无疑寓意着众多耐人寻味的复杂因素.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