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文化边缘透视

文化边缘透视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宋剑华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元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已愈来愈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与重视。譬如佛教对于许地山、废名等人，道教文化对于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等人，基督教文化...     

革命文学与百年中国

革命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为己任,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对象,以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为创作方法,以革命英雄主义为美学特征,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形态。纵观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革命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贴近现实、反映生活、表现信仰、追求理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     

《伤逝》:鲁迅对思想启蒙的困惑与反省

<伤逝>是鲁迅小说创作当中题材独特、寓意深刻的作品文本.作者通过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对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作了形象生动的深刻反省.<伤逝>具有明确的自我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它对以"恋爱自由"为中心话语的五四精神,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强烈质疑;并借助涓生灵魂忏悔的痛苦追忆,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希望"与"绝望"、"寂寞"与"虚无"的真实心境.     

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论莫言《红高粱家族》故事叙事的文本意义

《红高粱家族》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莫言以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创造了一个神奇的"高粱地"世界,并以精英文化的固有品质激活了民族种群的生命意志,进而在"自然"中"自由"地展示了"自为"精神,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红高粱家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审美法则,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与大胆的反抗叛逆情绪,直接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围城》：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破灭

《围城》是一部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批判小说,它以“出国留洋”问题、“高等教育”问题、“现代女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反省了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真实效果。作品文本的中心主题是对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揭秘,其辐射意义至今仍对我们具有思想启迪作用。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儒学之难:论新文学反“礼教”的概念置换

儒学"礼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五四"以来,出于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客观需求,"礼教"曾一度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负担,受到了新文学作家的猛烈攻击和无情批判。然而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对于"礼教"的非难,其涉及的内容却并非儒学"礼教"的所属内涵,比如"节操"问题、婚姻问题、"纳妾"问题以及"典妻"问题等,恰恰都是为"礼教"所抵制的社会"庸俗"。新文学将"庸俗"与"礼教"进行概念置换,这完全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运作策略。     

启蒙、革命与女性——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再解读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为重新认识丁玲的“不简单”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日记中的莎菲与记录莎菲日记的丁玲同构,传达出丁玲有关启蒙、革命与女性的复杂态度。莎菲身体上的离家行为呈现出女性心理与启蒙话语的相互碰撞;莎菲情感上的“自由恋爱”则指向“个性解放”等同于绝对“自我”的逻辑悖论。苇弟与凌吉士作为莎菲与丁玲人格的两面,更体现为时代的双重镜像。这些矛盾又复杂的时代特质展现出新文学主体自我的生存困境,反映着五四青年在启蒙话语中的困惑与失落,揭示出新文学西化现代性的最大症结,也为其后知识群体思想的革命转向提供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