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中龙的原型考

华夏文化中的龙究竟是“虚拟”动物还是“实在”动物,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仅就持“实在”动物说者来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最大的是所谓鳄鱼(包括海鳄即蛟鳄、扬子鳄)说,以何新、王大有二位先生为代表。笔者则以为龙的原型是马。本文想依据汉族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文献记载,并参照北方民族民俗学、考古学资料进一步加以探讨。     

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元朝就属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理学在全国各民族中,尤其是在蒙古族中得到了迅速传播。它推动了蒙汉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促进、深化了蒙古的封建化。与此同时,受蒙古入主中原的影响,理学自身在元代也得到了补充,从而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承递作用。 蒙古汗国建立之后,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便日益多地接受了周边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蒙古奴隶主统治者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已经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原地区后,中原地区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封建文化开始逐步地注入蒙古奴隶制生产关系中,进而使蒙古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更加深刻、急剧。蒙古统治者刚进入中原,就被中原的封建物质文明所吸引。由于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蒙古统治者不断调整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政     

关于儒家在元代历史地位的探讨

儒家学说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以来,延续两千多年,几经变化、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大都以儒家学说巩固政权。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延续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历史上凡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能够在中原立住脚,建立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重用儒士的结果。同样,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进而统一全国,为我们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与依靠和重用各民族儒士也是分不开的。     

一代霸主艰辛的童年——《天问》中反映的楚庄王事迹发微

<正> 《天问》中“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历,能流厥严?”四句在诗的最后一部分即问楚国历史的部分,从史实、名字、谥号等方面考证,乃是问楚庄王之事。王逸误解为吴王阖庐之事,古     

“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台湾近代文学史实丛考》之三

当台湾文学的发展进入现代文学的阶段,“击钵吟”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台湾新文学倡导者的严厉批评.1924年,张我军著专文指出:“现在台湾文坛上”方在盛行的“所谓击钵吟”是“诗界的妖魔”和“恶习惯恶风潮”,其“绝无仅有的意义”在于“养成文学的趣味”和“磨炼表现的工夫”两项而已(《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 什么是“击钵吟”?它是如何沦为诗界     

蔡文姬被“虏”考──同林干教授商榷

蔡文姬被“虏”考──同林干教授商榷阿尔丁夫１蔡文姬是被什么人“虏获”或“劫掠”去的呢？郭沫若时而认为是被“侍卫汉献帝”东臼车驾的“匈奴人虏获”去的（《谈蔡文姬的＜胡筋十八拍＞》），时而说是被迫击车驾的‘董卓的残从”中“夹杂”的匈奴人虏获去的（《四谈蔡...     

《天演论》札记(三则)

（一）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谓：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之为天演，ｓｙｍｐａｔｈｙ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与ｓｙｍｐａｔｈｙ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纪念《内蒙古社会科学》创刊十周年

《内蒙古社会科学》创刊至今已整整十年了。十年来,《内蒙古社会科学》作为我院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发挥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科研优势,刊登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区内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活跃学术园地,培养和发现人才,提高我院各学科研究的水平,弘扬民族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事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几篇小说——兼论唐代汉源县与汉水的关系

文章由三个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荷兰职业外交家、国际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公案小说中以汉源县为背景的四部小说作品：《湖滨案》《朝云观》《断指记》《莲池蛙声》;第二部分详细考证了狄仁杰之时的汉源县在今西和县境内,讨论了唐代汉源县与汉水的关系,并指出高罗佩所写唐代汉源县应是同西和有关的;第三部分介绍了高罗佩的其他创作和文化活动.     

政治伦理学:竞争与合作的灵魂

在进入伦理学的一个研究薄弱的领域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探讨该领域的动因问题。第一个动因是很明显的。我们的社会曾由于政治狂热性的进发而受到震动。尽管各种迹象表明,这种狂热性正在降温,但群众意识过分政治化的倾向仍然存在。同时也不应忘记,时至今日还能从各种思想论坛上听到关于政权与人民的政治文化的伦理基础不发达的呼声。当然,不能指望用缺乏政治文化来说明国内的危机。然而,事态发展却促使我们研究这种文化的伦理学基础。第二个动因同学术界内部的某种发展态势有关,这就是伦理科学中根深蒂固的教条与僵化倾向。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能将实用伦理学研究的成果创造性地运用于一般理论的改造,那么哲学伦理学的改革进程将更为活跃和富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