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大量制造企业“借力”数字服务企业来推进其数字创新进程,本文提出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用以表征这一现象。相比于具有高价值、相对静态、不完全流动和专有化等属性的传统战略资源,数字资源具有更强的可流动性、非专有性及高价值依附属性,因此,基于传统创新网络嵌入的“祝福”及“诅咒”机制来解释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会陷入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本文从数字资源的属性出发,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引入大数据能力为中介变量,组织结构柔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过程机制研究框架,以探究数字赋能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的理论路径。本文以华南地区559家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该研究框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关系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呈倒U型关系;（2）大数据能力在适度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但是,在高度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情境下,大数据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关系嵌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中均无显著的中介效应;（3）组织结构柔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大数据能力、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关系,且存在有中...     

《广西民族研究》创办30年来刊发文章的回顾与展望——主要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

文章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回顾了《广西民族研究》自1985年创刊至2015年第6期总共126期发表文章的数量、类型、特色、亮点、基金占比、学科分布、作者状况及学术机构分布等总体情况,从中图分类号和关键词检索的角度分析了《广西民族研究》刊发的论文内容,并从全文、主题词、篇名、摘要、关键词检索的角度比较分析了学术性文章的内容;文章还从论文被引、被转载(摘)及下载、浏览等情况评述了《广西民族研究》创刊30年来所刊发的文章的学术影响;文章最后讨论了学术刊物的质量问题,并对《广西民族研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以壮族花山文化为例

花山文化是壮族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的瑰宝,它应该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品牌.开发花山壮族民俗文化资源应该注意其民族文化的真正裁体,应该确保民族文化的正确展示及其真实性.花山文化品牌具有产业和事业的两重性,应该组建成花山文化产业集团,并以集团产业化方式运作文化艺术旅游,逐步提升节庆活动的质量和水平.发展花山文化旅游产业,应该着重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鲜卑族宗法文化论略

鲜卑族早期国家政权具有浓厚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相结合的游牧宗法奴隶制的特征,并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长期存留。     

人类学视阈中的“文化”与“文明”综论——兼论全球化场景下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交融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文化与文明既有内在关联,也有许多差异.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仅是文明冲突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是全球化场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共生的必由之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主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可以成为消解文化或"文明"冲突的重要途径.     

民族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双向调适

本文分析了民族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双向调适的主要内容。作者认为,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双向调适的经济基础是财税收缴、调整利器是法制建设、政治保障是基层党建、特殊变量是民族政策．文章最后指出,民族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善治”过程实际上是它们双向调适、互促互进的过程。     

桂林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南宁、桂林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对策研究之一

文章在阅读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桂林市的少数民族状况、特点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切实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二是健全法律法规,使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解决有法可依;三是加强高效管理,做好城市流动少数民族服务工作;四是建立长效机制,快速处理民族矛盾和纠纷;五是民族工作进社区,建立健全市、区、街道、居委会四级民族工作网络.     

民族关系问题简论

民族关系问题是指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或多个民族共同体之间交往时因涉及民族利益或民族权益而产生的矛盾或不和谐问题.它涉及一个民族共同体根本利益或权益,带有全民族性质,是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或多个民族共同体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或权益而进行的关系协调的反映,实际上是民族交往中的利益矛盾或权益分配不协调.民族利益或权益的非均衡和谐是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实质是包含民族利益或权益在内的民族文化失衡.解决我国当前民族关系问题中的非和谐因素应着重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