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下江人"的形成与认同刍议

"下江人"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内涵由重庆(四川)"本地人"认同的地域范畴、商贸特征逐渐演变为有明显条约体系特征的社会群体.抗战初期,"下江人"获得大后方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形成涵义宽泛的历史名词.30年代长江轮船航运和以重庆为中心的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九一八"以后国内时局的变迁,以及南京中央政府成功整合四川,使"下江人"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介入重庆城市的发展进程;而卢作孚以及民生公司吸引并动员"下江人"入川参与西部建设的若干举措放大了"下江人"在大后方的地位.     

全球史视域下的科技人力资源跨国流动——以英美两国为例

科技人力资源跨国流动是全球史中有关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现代史的发展来看,英美两国的科技人力资源跨国流动最具代表性,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优势从近现代的英国转向20世纪后的美国.两国的科技人力资源地位的转变根源在于其国势的兴衰.美国经济发展和腾飞的过程中,外来科技人力资源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从“观”、“视”、“听”看上古汉语动词去声别义的方向性功能

本文考察了三个动词"观"、"视"、"听",主要内容是将这几个词读去声与非去声时句法表现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它们读去声时都表示和读非去声时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去声别义起码有一种功能是用来表示方向性。     

“攻乎异端”解

传统上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话的解释分歧颇多,问题主要集中在“攻”的意义是“攻击”还是“攻治”,“也已”的“已”是动词还是语气词.本文从句法分析的角度说明:“攻乎”的“攻”只能理解为“攻击”而不能理解为“攻治”;“斯害也已”的“斯”是一个代词,复指前一分句;“已”是语气词而不是动词,“也已”是语气词连用.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民营中小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要素是解释企业绩效差异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通过对山东省393家民营中小企业的实证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表明企业家创业后参加的管理和技术培训、公正严谨性、思维开放性、自我效能感、企业家关系能力与企业创新成长绩效和经营成长绩效正相关.     

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团体治疗实验研究

选取社交焦虑大学生组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被试进行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发现两组被试在交往焦虑量表(IAS)、自动思维问卷(ATQ)、UCLA孤独量表,以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强迫、恐怖、偏执等因子分上,前测没有显著差异,后测差异显著,实验组被试前测和后测得分差异显著,对照组被试的前测和后测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认知行为团体治疗能够改善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状况。     

信息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IPO回报的实证分析

随着IPO重启,新股发行再次成为热点,现有数据显示IPO异象依然存在.文章利用2009-2012年中国A股数据,从一级市场信息不确定性和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角度,研究IPO短期回报与长期收益.实证结果表明,信息不确定性的加剧和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会提高IPO首日回报.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投资者情绪的变动,信息不确定性对IPO首日回报的影响不同.此外,上市首日投资者情绪越高涨,IPO长期收益越低迷,但是信息不确定性对IPO长期收益的影响较弱.     

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初期建设研究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非洲国家寻求可持续发展、实现独立自主的有益尝试。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协定,自贸区协定自开始谈判到正式生效仅用时三年,快速启动但推进缓慢,建设初期即举步维艰。有别于现有研究从宏观上分析自贸区对中非合作的作用,文章着重剖析了自贸区建设初期阻碍各方达成共识的内外部深层次原因,重点识别了在推动区域内一体化进程中自贸区面临的挑战。考察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应如何从自贸区建设的关键问题中发现机遇,共同推动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致力于参与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发现,由于非洲各国领导人政治意愿不坚定、非洲各国经济结构性障碍以及长期存在庞大的建设资金缺口,自贸区在建设初期进程远远滞后于预期。停滞不前的自贸区建设进程暴露出非盟内部存在已久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多年来,中非合作建立了牢固稳定的建设机制,取得了丰硕且具有互补性的经贸成果,世界格局大变革也为中国与非洲自贸区深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坚实的合作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了中国与自贸区合作的重要依据。新时期,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体现在对历史发展的主动性把握。非洲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点,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应立足中非合作的现实基础,抓住历史机遇,努力实现中非更高水平政治互信,引领中国与自贸区迈向务实合作。中国应主动参与自贸区的框架与机制构建,建立与自贸区的长效联络机制,持续关注和支持自贸区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同时采取多维度且灵活的关税制度,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依托技术变革,以企业为抓手,拓展中非合作新领域;持续防范风险,借鉴经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实现可持续发展。为非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为非洲实现粮食安全、造血脱贫提供中国方案。最终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和中非协同发展,服务于建设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