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商民协会

湖北商民协会是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中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下兴起的一个商人组织.它既是国民革命的产物,也是商民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它的存在及其主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同时,它所受到的政治熏陶对此后商人团体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利于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传统束缚,促使商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文章认为,从成员构成上看,行会是师傅、帮工、学徒混杂在一起的封闭性、排他性、专制性的封建团体,新式同业公会则是开放性、自愿性、民主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在经济功能上,行会保护师傅的封建性垄断,限制竞争,同业公会则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主旨,鼓励正当竞争;在活动机制上,行会具有较大随意性、神秘性,同业公会则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办事讲究公开性、效率性。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抗战胜利后江南市镇建设中的民间力量——以菱湖战后重建(1945-1949)为例

抗战胜利后,随着旅沪人士资金、技术、人才与先进观念的回乡,菱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建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菱湖建设协会对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产生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在重建过程面临着开发与保护、进取与保守、公益与私利的两难困境时,一方面,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不断调整重建规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挥了劝导、协调、干预功能,使重建工作能够摆脱困境,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战后菱湖重建不仅展示了返乡的旅外人士与乡绅势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而且也显示了政府对民间社会的调控。     

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

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地区的"商联会"及"商总联会"是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以商业街区为基本活动范围的新型经济地域性商入团体,它突破了既往同乡会、行会等旧式商人组织的乡缘、业缘限制,在五四运动、争取租界市民权运动、五卅运动等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组织动员作用,成为民初上海地区与总商会、商业公团联合会等组织鼎足而立的团体.     

抗捐与争权:市民权运动与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上海各马路商界因公共租界工部局增收捐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权运动,目的旨在争取华人参与工部局董事会.在这场运动中,华商以抗捐为手段,以马路为组织范围,广泛发动华商店铺与工部局展开了博弈.截至1920年春季,作为市民权象征的华人董事并未产生.但是,作为市民权运动的副产品,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在抗捐风潮中相继产生,推动着市民权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马路商联会的广泛出现,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上海中小商人争国权、商权与维护人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安徽“废督裁兵”探析

张文生督皖后,皖局发生很大变化,皖人为解决新安武军军饷问题,倡议裁兵节饷,这是安徽废督裁兵的内部原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黎元洪重新上台,废督裁兵运动高涨,为安徽实行废督裁兵提供了外在环境。鉴于形势和皖省特殊情况,安徽各界对废督裁兵都声明赞成,但目的各不相同。此后各方围绕"废督"和"裁兵"展开了一系列斗争。最终结果,"废督"只不过是将督军"变形易相"而已,"裁兵"也只是裁新不裁旧。安徽废督裁兵虽取得了部分成果,但总体而言并未完全成功。     

辛亥时期革命派民族主义的内在转换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志士的民族主义完成了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内在转换。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换,是由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在反满与反清、反专制上的内在一致性,驱除鞑虏的短期目标是反满,也有反清、反专制和追求民族平等的政治意义。之所以必须完成这种转换,是由于其内在张力,反满、反清不等于政治民主的实现,相反,可能造成新的民族不平等。因此,武昌首义成功后,当革命者的角色由造反者转变为执政者、建设者的时候,以民族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诉求的五族共和也就必然成为革命者的价值理性。此后,民族平等成为国内民族关系建构的主流,民族共融成为国内族际意识的主调,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强化。五族共和奠定了多民族平等共融关系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纪元。     

日本因素与20世纪30年代浙丝的衰败

浙江是近代中国蚕丝的重要产地,浙丝与日丝在市场上一直存在激烈的竞争。20世纪初,日本蚕丝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产能、品质渐超浙丝。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日本以经济与非经济手段加强对浙丝的经济战,发动"九.一八"事变劫夺东北市场,制造"一.二八"事变打击江浙市场,武装走私人造丝入侵浙江本地市场,低价竞销攘夺浙丝海外市场。浙丝内外销均陷入困境。桑、蚕、丝等产品价格遽跌,产业规模萎缩,蚕桑区农民生活恶化,加深了浙江农村社会经济危机。     

国民责任意识与上海中小商人团体力量的集结——以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重点

商人的国民意识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兴起、发展及其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积极参加罢市斗争,努力维护社会秩序,成功地履行了商人的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商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了,为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后,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商人的国民角色,开展国民责任自省,增强了商联会的凝聚力,成为动员中下层商人参与国民大会策进会、发起民治运动、组织储金赎路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行动的工具理性,节省了马路商联会的组织成本,提高了商联会的行动力.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以中、下层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较之上海总商会更为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