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与网络性:农业乡镇组织运作的双重机制

在农业乡镇组织运作中,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机制,即外在的系统性的科层制机制和潜在的网络性的网络制机制.这反映出系统性的科层制组织方式的过细分工在农业乡镇组织运作上的低效性和乡镇组织实际运作上的创造性变通.     

论“被现代”图景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展现

现代是由各种向不同方向扯动的诸多主题共同建构的一种历史凝缩的结果。现代是背靠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社会进程。它的发展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它同时拥有积极阳光的一面和腐烂阴暗的一面。后者集中体现在那些没有两大背景的被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中国就是不幸处于现代时空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我们能够看到被现代所带来的无奈与衰颓。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展现这幅被现代图景的典型作品之一。     

社区工作者群众工作“3+3”综合能力模型

新形势下的社区工作者群众工作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探讨社区工作者群众工作原则的基础上,建构群众工作的"3+3"综合能力模型。社区层面开展群众工作特殊的工作内容要求具备的专门能力:服务群众能力、事务管理能力、政策影响能力;群众工作专门的方式方法所要求的必备技能:信息化运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该模型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群联系以及提高社区治理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中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文化产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兴产业，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都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积极研究、培育和发展吴中区文化产业，并使其尽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吴中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分析吴中区文化产业的现状，科学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显得格外重要。     

高校招生改革,任重而道远——关于高校招生改革工作的若干思考

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扩招,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然而,高等教育仅仅只有数量的扩展是不够的,在数量扩展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和处理好各种不利因素,从而保证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地发展。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交换理论,既避免了个体主义唯经济论的狭隘性,又避免了结构主义无法将结构决定与个体理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尴尬.本文即是在弄清了社会交换实质的基础上,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基础的梳理,用构建的社会交换模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认为转型期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不是单纯的由"传统的"网络性交换向"现代的"非网络性交换的转型,而是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     

城市自治社区的定位及其特征

社区自治作为一种推进城市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被提上议事日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社区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与现实实践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此,在推进社区自治之前,必须结合社区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定位和划分,...     

新官商：乡镇强关系背景下的财政流失——以武汉市郊X乡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乡镇财政的亏空引起了社会及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而学术界则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减少等宏观的因素。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乡镇的大量新官商,则被学术界所忽视,他们在体制外面通过与乡镇干部的强关系纽带,分割着乡镇的财政资源,是中国农村乡镇财政流失的重要渠道之一。官商在每朝每代都有,清史研究的官商是由户部、工部、内务府及国家各级政府招募而来,直接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清代的国家财政由户部掌管,皇室财政由内务府掌管。尽管内务府的职能是为皇室服务,但皇帝常常把一些政府的经济任务委派给内务府…     

社会距离与农民间的合作行为

合作的发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有可供选择的合作者;二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对于农民群体来说,较近的社会距离虽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但由于人的精力所限而决定的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过小,进而导致农民找到适当的合作者的机会大大降低,使农民之间真正的合作较少发生;与此相反,较远的社会距离虽可以让农民找到足够的可供选择的合作者,解决了合作者问题,但由于农民特有的人际信任结构决定的相互信任的缺乏,也同样使合作行为很少发生.所以,社会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农民合作行为的减少,中等社会距离的农民之间才最容易发生合作行为,从而使合作行为发生率曲线呈"倒U"状.因此,在增大农民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没有太大的空间的情况下,促进农民间的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或契约信任转化,从而使远社会距离的农民间较易建立相互信任感,才是提高农民间合作的最有效的途径.     

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探讨

高校现行的"免费午餐"式的贫困生资助模式吸引了众多的非贫困生的申请,因此,贫困生的认定就必不可少.而贫困生的认定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一般来说,高成本的认定能带来资助的准确性,但认定的高成本对于有限的助学资源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低成本的认定所带来的非准确性又将一部分贫困资源用于非贫困生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一般作出了两种选择一是采用"撒胡椒面"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不能达到资助贫困生的目的,而且也造成了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将贫困生认定的成本外化,即将贫困生的认定工作交给贫困生所在地的基层行政组织,但这种方式也由于地区差异及地方认定的相对标准与学校认定的绝对标准的脱节而造成不公平的分配.因此,在贫困生认定成本上的两难境地其结果都是使有限的贫困资源没有高效地用到贫困生身上,这是有违贫困生资助的初衷的.因此,只有在助学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彻底贯彻"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