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外政策主题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极端羸弱作为最根本的客观动因 ,引发了布尔什维克对外关系思想、政策和策略的重大转变。但只是到斯大林掌权时期 ,苏联对外政策才真正完全 (或近乎完全 )按照政权和国家的双重安全需要而非意识形态理想来规定和实施。如此的对外政策一方面造就了苏联国力的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也导致或加剧了苏联在若干方面的严重内在虚弱。正是这种虚弱 ,使得斯大林将防止或避免对苏战争当作最高国策 ,为此他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实行了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历史结果来看都应予以谴责的对德合作方针。依靠斯大林治国模式急速造就的宏伟国力 ,苏联不仅赢得了这场苏德战争 ,也拥有了俄国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地缘政治权势和超强国际地位 ,并由此确立了苏联东欧体系。不过 ,由于苏东体系存在多种内在弊端而难逃败亡结局。     

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

本文认为对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大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界定 ,提供了构设国际安全基本哲理范式的出发点或框架。借鉴与理性主义传统相关的自然法观念 ,可以对国际安全予以应有的哲理定义 ;现实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为追求国际安全而信奉的 (均势、商业和平、民主和平、国际集体安全或法制和平 )基本途径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既有其合理性 ,也存在着弊端 ;从受革命主义传统影响的人类共同体视野来观察 ,国际安全在当今时代急剧扩展。这种国际安全范畴应被纳入一个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领域———全球安全     

论族裔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涌动和局部泛滥

族裔民族主义的涌动和局部泛滥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类重大事态。这种民族主义的向往和要求是与全球化趋势直接或间接地相反的，构成全球化趋势的“反向运动”。关于族裔民族主义涌动的原因，在最概括、最抽象的层次上有三种各有其是非利弊的不同解释，即“现代化”“现代化反应”和““自然永恒”域“前现代化族裔纽带”）。它们同时也提示了族裔民族主义的不同前景。　　　　　　　一 在当代世界，在与全球化趋势相反方向上的族裔民族主义有力地涌动甚至泛滥，成为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后以来异常引人注目的一类政治动因。族裔民族主义与一国…     

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美苏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美苏关系史。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冷战史的需要阐释的基本问题在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以及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

对现时代的人们来说,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大概是彪炳战争哲学及战略理论史册的两个最辉煌的名字;或者说,他俩至少跻身于这一领域内那些很少数最著名、实际上也最伟大的人物之列。因此,要从事本文标题所示的论说,无疑富有理论思想上的创造性或挑战性要求。有鉴于此,在一开始就简略地展示本文的基本概要和主要结论应当是合适的。我们将提取1827年后“成熟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核心内容,来对孙子战争观进行比较性的系统理解与批判———“克劳塞维茨式的”批判,以此开辟一种审视《孙子兵法》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审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新的视角…     

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

斯大林去世后美国关于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顺应那里趋于比较宽松和多样化的社会政治渐变，利用这种渐变提供的某些条件来加强变化趋势，逐渐地争取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各国国家性质的地步。这一名曰演变的政策，其存在早已被公认，但其具体形成过程和美国政府为之规定的实在涵义，至今尚未得到揭示和说明。本文主要依据晚近公布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从决策史角度从事这方面的探究。本文着重指出，与苏东内部上述变化和美国的有关认识发展相平行，艾森豪威尔政府于１９５３年底正式确认无法依靠下层造反实现苏东的剧烈变革，１９５５年１月将“演变而非革命”正式确立为美国的一项目标，同年３月初步制定可操作的演变政策，并于其后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期间，开始付诸实施。本文还认为，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对演变政策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的，远非后人普遍设想的那样是国务卿杜勒斯，而是总统艾森豪威尔．     

全球化潮流中的国家－－关于国家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权能和积极作用的系统论说

一在当代世界，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继续（或者准确地说在变化中的继续）特别明确地由这么一些事态作为其表征和缘由：国家仍然是体系内的主要角色，仍在国内、国际和全球生活的组织方面有其非常重大的、甚至首屈一指的积极作用；世界政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依然常在，无论它们是新型的还是传统的，或是新旧相间的；国际和跨国的互相依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特别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基本分布仍然大不平衡；国家可以、事实上也不时采取往往强有力的限制全球化影响的政策，而且有时恰恰是以全球化趋势所依靠的同一些当代技术为手段；世界政治…     

现代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从基督教国际社会到当代全球国际社会

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国际社会得以生成和存在的关键 ,也是国际法理和伦理规范及其运行的基础。就大致从 16世纪开始的现代而言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流行或认同范围经历了两番大变 ,即从基督教国际社会演变为欧洲国际社会 ,再演变为 2 0世纪的全球国际社会。基督教国际社会内国际共同价值观念以自然法为本原 ,体现普泛的中世纪伦理残余 ,在承认新兴的国家主权的同时倾向于限制主权和国际冲突 ;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则以国家的国际实践及其构成的国家间共同同意为唯一准绳 ,确定国家权利的至高无上和国际规范的非伦理性 ,并以所谓“文明标准”体现其绝对的排他性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自设权利。主要由于几大新力量 (包括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美苏两大非欧强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若干运动 )的作用 ,国际共同价值观念随 2 0世纪全球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再次大变 :其流行或认同范围急剧扩展 ,西方“文明标准”至少在形式上被消除殆尽 ;普遍道德原则成为国家的国际实践之外至关重要的国际共同价值观念来源 ,并以变迁 (实现公正或正义方向上的变迁 )优先于稳定为首要特点 ;国家间平等、种族和民族间平等以及国家间分配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构成国际共同价值观念的根本内容 ,尽管后三个方面的国际     

论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一项侧重于变更的研究

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可以从其国际权利 /义务之载体认定、根本来源和主体新内容这三大方面予以概论 ,并展示其与先前两个世纪相比侧重于促进变革而非追求稳定的根本特征。主权国家之外 ,政府际组织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被确认为不同程度上、不同范围内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载体 ,而内涵多样的人权国际规范构成此项变迁的首要结果。 2 0世纪国际规范尤其源于对当代国际法起了几大积极作用并决定其总体倾斜方向的普遍根本伦理 ,而它们的主体新内容大致集中在关于国际暴力和国家主权的新规则两方面。前一方面首先基于重新引入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后一方面则主要包括限制和干预主权 ,同时扩大、巩固和维护之。当代国际规范体系在总体和多项局部上自相矛盾、含糊混杂 ,这尤其提出了以相对而非绝对、互相协调而非互相排斥的原则来对待国家主权同人权及民族自决权之间关系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