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思考

工业化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工业化的内涵和道路有所不同。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环境条件下 ,我们既不能从整体上跨过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也不能走其他国家和地区传统工业化的老路 ,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和谐社会与媒体伦理

媒体伦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和谐社会的助推器。媒体伦理的真实原则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诚信的舆论氛围,媒体伦理的责任原则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媒体伦理的正义原则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媒体伦理的仁爱原则有利于消除社会各种不和谐因素。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媒体伦理建设,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需要媒体与社会公众的相互监督,需要与时俱进、高扬时代精神。     

西方有机论自然观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契合与相异

西方思想史表明,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换而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或许,我们可以把有机论自然观作为通往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之一。因此,我们既不能苛求在以往的有机论中不包含人类中心主义论调,也不能祈求在它们中找到原发型的生态伦理思想。     

试论苏洵的革新主张

苏洵(11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他一生以少年“游荡不学”,中年发愤苦读,晚年名震京师著称.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是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长于策论,尤好言兵.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表面承平而危机四伏的时代,是庆历新政失败而王安石变法正在酝酿的时代.他是一位“皇皇有忧天下心”,“有志于当世”的人物.他针对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提出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苏洵的革新主张集中表现在《几策》、《衡论》和《上皇帝书》中.《衡论》作于至和     

三十六字母与等韵——兼证古声十九纽

1 汉字每一个音节分声韵两部分,在语音的古今流变和方俗交替中,往往声随韵转,韵由声变,关系十分密切。黄侃说:“盖古人所谓音,即声韵也。不能离声而言韵,亦不能离韵而言声,此声韵之不能分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古代韵书标音,无论声和韵都以音节的面目出现,所以研究汉语音韵,要把声韵两部分结合起来考察。这是研究汉语音韵的一个总原则。但相对说,在语音演变中,韵这个部分比较稳定,而声则时有转化,游移性较大,所以有些学者提出在训诂中强调双声比叠韵更重     

恩格斯悲剧论断之普遍适用性新探

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众所周知,恩格斯这一悲剧论断,是具体针对拉萨尔的悲剧作品《弗兰茨·冯·济金根》而提出的,为什么它又能界说世界艺术史上的一切悲剧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呢?处于最高级位的系统方法——唯物辩证法,给了我们一把回答问题的钥匙。因为马恩文艺学的根本性质是历史的、美学的有机统一,是具有最高级位方法论意义的文艺学,如果离开历史的、美学的有机     

激光耦合调制的调制方式

本文对模拟信号的激光耦合调制在不同条件下的调制方式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可以近似表示为振幅调制(AM)和强度调制(IM)的条件。     

美育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美育不仅可以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 ,发展思维的敏锐性、灵活性、整体性和独特性 ;而且对灵感、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要素的成长 ,起着其它教育无法替代的作用     

城市发展与城市犯罪问题

城市的区域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及其相应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发展的影响会重塑城市犯罪的特征 ,而且这些影响还有鲜明的时段性。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