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分析

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     

FDI影响中国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的机理探讨:产业结构变迁视角

文章基于生产函数和拉格朗日方程理论相关模型,推导出了一个新的多元分析框架理论模型,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作用机理.随后,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化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以中国23个城市群样本划分中国城市群整体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比较其中的差异,得到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基本一致.通过研究发现,就中国城市群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