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     

论温庭筠乐府诗与其词之间的关系

东坡之"以诗为词",东坡之后(所谓后东坡时代)的诗化革新,倍受关注,却鲜有人注目到飞卿诗与飞卿词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唐宋词史的范畴来说,诗之于词体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飞卿体即是以晚唐诗风入词,以其特有的温李诗风入词.胡仔评日:"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正指出了飞卿乐府诗与词所共有的"造语""绮靡"等唯美倾向.陆时雍<唐诗镜>评飞卿<兰塘词>:"深着语,浅着情,是温家本色",这些特色,正是飞卿词的典型特征.换言之,飞卿的乐府诗,正是飞卿词体形成的温床.     

“建安风骨”涵义新解

关于"风骨"涵义,一直存在从内容与形式、文辞与文意角度理解的错误,通过刘勰、钟嵘、陈子昂等人的论述,可以认定:"风"指作品中蕴含的作者的强烈情感状态,"骨"则指作品中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状态。进而,可以此为基础认定建安诗歌中的"风"与"骨"的丰富内涵层次。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词起源于民间说一直是主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反思和检讨。从词的界定来说,词体的发生,就音乐原因来看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的新曲子;就其文学建构因素来看,则是通过糅合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借鉴熔铸近体诗律而定型化的。考察魏晋六朝以来的本土清乐发展历程和近体诗的形成历程,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而魏晋以至盛唐之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在盛唐开天时期的玄宗宫廷中,音乐制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胡乐到以清乐吴声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声乐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音乐消费创造了对歌词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曲词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创造便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词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也不是燕乐的产物,词起源的民间论和燕乐说存在诸多矛盾,词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当中,是宫廷音乐消费对歌诗需要的产物。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回顾百年来曲词发生史的研究,对民间、平民之类概念的推崇...     

浅析“帘”意象在李清照词中的运用

有宋一代,"帘"意象在词中的运用层出不穷。作为屈指可数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中自然也少不了带着些许闺阁色彩的"帘"。帘——这个看似普通的意象,却在李清照的肆意挥洒之下构筑出了独特的审美境界。时而高卷、时而低垂的状态,亦隐含着词人所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

应制、应歌体现了词的接受者对于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早期应制词即席演唱,到太白体方具词体意义,太白体应制词奠定了早期文人词的女性化特征,词本体对其有个漫长的接纳过程,直到白乐天体、温飞卿体才实现对太白体的呼应和回归,标志着早期应制词历史使命的完成     

基于生命系统理论下词的女性化特征谫论--兼评《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一书

词以自身强大的生命原能建构了庞大的“要眇宜修”的文学家族,又在不断展开的生命巨系统中突破了某种等量平衡,在总体上保持一种“词之为词”的女性化的生命有机感。词体的女性化特征是词本体这一鲜活的生命系统外内容、内形式的一种同质化倾向,亦是支撑“词之所以为词”这一内在规定性自含的美学精神。词体的女性化特征经历了奠立、破体、复位、深化,由形渐神、由外入内、由模拟到真实、由共性转个性的演变过程。词的女性化特征乃是词人、词作、词史动态的一种审美走向,兼具显性与隐性的双重特质。从显性来说,基于女性题材、女性声腔、女性姿态等形成的雷同化的语汇习惯与美学意趣;从隐性来说,词作女性化的主观视角渐次深入形成了固定化的思维范式与文化心理。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发展演变并非是一条线性的承续轨迹与清晰的视阈分界,而是词体生命“常”与“变”的嬗递错变与历史流衍。     

论韦庄入蜀前后的词体写作

对韦庄入蜀之前的四首《菩萨蛮》、两首《归国谣》,以及入蜀之后的《本事词》进行分析,勾勒出韦庄词的写作历程。从而得出结论：韦庄并非入蜀之后才开始写词,而是在壮岁游江南时期开始写作曲词,换言之,韦庄与其说是五代词人,更应该说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词人。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