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的选择余地及决策理性

随着人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各种市场竞争的不断增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使别人与自己合作的困难，这表明人们选择行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预测自己行动的结果及代价。这些现象的发现最早是在对企业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中获得的。比如研究者们通过对机器维修工人和生产工人之间关系的决策分析发现，由于机器维修质量问题直接影响生产的效率，生产工人很需要机器维修工的配合。在不能得罪线修工，又不憧枫树技术的倩况下，生产工人不得不警虑使维修工保证机器维修质量的手段。研究菩们进而发现生产工人根据这一处境…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近年来的民主制度建设和促进社会组织发育等政策的实施对于"公共性"的生长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但是,"公共性"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除部分的制度性因素之外,社会心理、共识缺失以及管理的技术化也是阻滞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推进公共性,提升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需要增进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     

自由行动者缺席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以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为例

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的流产,暴露出了我国转型期组织之间进行集体行动时面临的困境,即组织间有资源交换的动因,却无法行动起来以促成资源流动.本文以自由行动者及其理性决策为思考的逻辑起点,指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相关行动者的能力短缺,以致于它们不能以自由行动者的角色构建集体行动.     

费孝通对今天知识分子的期许——文化自觉，历史责任

他所期望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的主人,中国知识分子则承担引领社会与文化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决”的历史责任。     

在分化的世界里寻求合作

正当今世界面临着文明破裂和深度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并正在推动世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一个分化的世界里寻求合作。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可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首先,中国侧重经济全球化,承认人类社会存在竞争和各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但经济体系强     

关于构造社会现实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作为对国内外新近出现的社会学分析作出的反应,试图引导人们对社会学的设想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以及对社命学家在构造社会现实,尤其是对分析实际行动体系运行方式时碰到的困难进行深层次的讨论,从而推进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步伐。     

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一种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及社区“治理结构”之间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在深刻揭示这种微妙联系时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

在开放社会背景下,推动社会结构重组的力量是多样的,不同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它们的相互重叠和冲突,使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关我国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财富分配逻辑而进行的阶级阶层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并侧重于从经济关系看问题。本文认为,到21世纪初,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种力量开始崛起。一方面,风险的弥散性和普遍性使得跨越阶级、阶层、职业、性别、信仰和种族而进行全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范围带动公民社会的生产;另一方面,具体风险的分布又在一定程度上同阶级、阶层的分化同构,强化后者的分化。同时,风险的利用还可能成为生产新的社会冲突的动力。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互动将使中国社会结构在新世纪出现一种新的趋势。     

费孝通教授２０世纪末研究成果的再学习

去年11月,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度过了他的九十五华诞。他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可以使人们感悟到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成长的艰辛。1979年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得以重建时,他已是60 多岁的老人,因为坚信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他决定挑起重建社会学的重任。1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他怀着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从农村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城市,又从城市到经济中心,足迹遍及全国。他“行行重行行”,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走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前沿,提出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开始把…     

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户籍制和“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的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使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由此便引伸出了一些问题,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