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袁宏道诗歌文献的文化学考察

明代苏州府城附郭有吴县与长州两县.苏州府,苏州巡抚驻节之地和苏州府府治所在地,吴县、长州县治也设在府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十三年令吴,为官二载,卸任后游吴越年余.期间作品,分别辑入《锦帆集》与《解脱集》,此后又有一些追忆吴门篇什.这些诗作,从不同侧面映现出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     

中国诗学的"格"论

以"格"论诗,贯穿了汉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学史."格"主要指体式规范,也包括诗歌蕴涵的精神志气在作品风貌上的体现,它兼有形式与内蕴两重意义既包括诸如方法、体式等形式要素的方方面面,又多关乎品位,有思想性方面的要求."格"体现为固定的范式,它的质性比较稳定,人们能够师法仿效,致使中国诗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范式得以代代相续;同时,它又易束缚诗人才情的自由舒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术法则的创新和主体精神的实现.     

袁中道和竟陵派：性灵论与格调论唐诗观的调和

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都重提师法古人,标举含蓄浑厚的唐诗,实为矫正公安派的浅俗率易,而要求取古人精神,则为避免七子派的徒袭体貌,对唐诗钩奇探奥,也拓展了唐诗接受的领域.他们一起为明代唐诗学的发展寻求中道,其结果标志着性灵论唐诗观和格调论唐诗观走向折中调和.     

明代格调论诗学的范型文本

以七子派为代表的明代格调论者，提倡学习古人的 格调，为此，他们确定了一系列文 本范型，以供时人取则。范型文本主流的一致性，显示出格调论诗学最基本的理想准则；其 中的个体差异，体现出不同论家的审美宗趣；其支流的多向拓展，又勾勒出格调论诗学发展 演变的轨迹。     

人工入化与自然天成--江西派诗学与严羽诗学比较研究之四

严羽对气象浑厚的推崇,几乎贯穿整部<沧浪诗话>,并多次指斥江西诗派乏浑厚气象.江西诗派很强调法度,从语词的锤炼到句法的安排,都要精研细究,致不少作品有雕琢之痕.但在主观意识上、在理论追求中,江西诗派和严羽有着相同的归趣,即气象浑厚;只是在臻至这一目标的道路选择上,他们表现出不同的取向江西诗派倡导由人工而入化,严羽崇尚任自然而天成.     

《嘉尔曼》的幽默及其审美效应

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失活,环境的熏陶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的审美感受能力,并从教育和社会的影响中获得一定的审美观念。小说主人公嘉尔曼是位带着几分“原始性”即“野性”的吉卜赛女人。她的残酷、横暴、纵情、报复心理等,同当时封建立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下的“文明”尖锐对立。她的理想是追求自由,言行表现为粗犷放任;任意调侃的幽默充分地体现了她的这种独特性格。     

许学夷唐体之辨及其诗歌史意义

许学夷所辨之唐"体"包含两层内容:一为"体制声调",一为"气象风格"。前者着眼于诗歌的体式规范,关乎声律形式诸方面要素;后者立足于诗歌的风格特征,与总体呈现的艺术意味和精神态势有关。而体制声调与气象风格一为"先",一为"本",即先从诗歌的形式要素入手,进而上溯或呈现其气象风格之本然状貌。在辨体的基础上,许学夷展开对唐诗因革关系的描述,划分"源"与"流"、"正"与"变",理出诗歌发展变化的线索。作为对一种审美范式的标举,许学夷勉力维护着汉魏盛唐诗的正宗地位,而出于对诗歌发展历史的通识,他又承认了唐诗变异的合理性。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明嘉靖碧山吟社考论

碧山吟社在明代三度兴废,规模当以嘉靖年间为最大。社员构成不仅是同乡,且多为同年乃至师生关系;多有不屈权贵、遭忌乞休的仕宦经历,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碧山吟社复兴的内在动力。吟社继承了江南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他们登临山水,吟赏烟霞,雅集饮宴,谈文论艺。从力谏到乞归,从拜佛参禅到"雍容经济",从追求空灵闲雅、自在超脱的山林之趣,到抒写心系社稷、蒿目时艰的苍生之念,均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他们鄙弃虚名浮利,坚守独立人格;其诗风亦在"冲淡清逸"与"豪放雄奇"之间相应转换。这是一种刚柔相济、儒道互补的文化个性,集中体现了无锡地区"不争"和"秉义"相统一的传统风习,也是江南地域带有普遍性的人文习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