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维斯“第一批艺术”追问下的艺术定义观

斯蒂芬·戴维斯对艺术定义的研究不仅停留在对各种定义路径的梳理上,还在综合程序性定义与功能性定义的理论成果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通过第一批艺术何以确立这一问题,戴维斯反思了艺术的体制理论中的理论盲点——即该方案难以说明艺术体制本身何以确立,以及在没有艺术体制的支撑下,作品何以成为艺术品的问题。戴维斯对该问题的讨论从另一视角切入了对艺术定义规划本身的理解——即它可视为寻求一种艺术共识及共同理解得以确立的相对普遍的基础。     

论现代艺术体系下的声誉与信仰

在各种艺术实践中,声誉和信仰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两者与艺术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其权威则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艺术观念.可以说,声誉与信仰既是艺术界公众协商合作或是彼此竞争下的产物,而且它们也构成了艺术界筛选机制中的某种超常规力量.这表现为它们一方面是艺术界体制化过程中所构建的一种独特的、非反思性的集体号召力,是艺术界体制性的最高体现;但另一方面,它们的特权之强大甚至具有了布尔迪厄所说的"任意必然性"的特点,这一特权足以赋予艺术家某种合法性去超越艺术界体制本身的各种限制,甚至摧毁这个体制.     

论现代艺术体制中的乌托邦构想

审美乌托邦是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理性的产物,它与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为审美乌托邦是通过个人精神的解放来实现其普适性的审美救赎功能.但审美乌托邦的个人精神解放路径与其审美救赎的普适化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文章从现代艺术体制产生及演变的视角对这一内在矛盾加以分析,并指出现代艺术体制自主性原则既是审美乌托邦规划的体制保证,但同时它也孕育了审美乌托邦规划最终的失败.     

别解艺术观念——解读艺术界之惯例机制

文章借鉴社会学视域下的艺术界"惯例"概念,反思了我们一般习以惯之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作为一种特殊的惯例,艺术观念的确立不是艺术家或批评家个人的成果,而是艺术界各行动者彼此协商而又相互妥协的产物。而艺术观念一旦确立,它又会加入到艺术界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作为惯例机制起着规范和筛选的作用。对于"存在着艺术与非艺术之分"等这类传统艺术观念而言,其作用甚至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实现的。     

作为一个美学问题的艺术"命名"

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当代美学和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不同的理论回应。这些理论回应为我们解释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艺术提供了某种参照和可能。《作为一个美学问题的艺术“命名”》关注艺术在现代情境中是如何被命名的。《“艺术体制”的批判性反思》则从3种关于艺术体制理论的比较入手,着重分析德国美学家比格尔的体制理论。《先锋派的形式意义》探讨先锋派艺术的风格逐新和形式主义倾向。三篇文章都把现代艺术所提出的美学问题作为对象,集中讨论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的不同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审美现代性的反思。     

认同建构中的时间取向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两大建构路径,即“现在—未来”导向路径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可以看出,在时间性的三个层面里,“现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现在—未来”导向的路径从未来寻求合法性,主张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认同的建构所依据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的规划。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则是从过去寻找合法性,以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的方式,通过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使自身权威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民族认同建构都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因此,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时间性”问题中,“现在”之重要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是现代现象,它更是重组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关键。相对于“真实的过去”的不可改变,“未来”的不确定,“现在”却为建构者的主体经验参与到认同建构中提供了机遇。在重组过程中,建构者得以充分调用“过去”和“未来”的资源,使民族认同获得它所需要的多元的合法性。     

网络、数字化与视觉消费

20世纪下半叶是一个网络征服世界的时代。与以往众多播放型媒体相比，网络有了一个极具优势的特点：即它突破了播放型媒体“单向言说”的传播形式，使一种集制作者 /销售者 /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一方面意味着一种双向交流方式的出现，一种对话的开始。另一方面，它也昭示着一种新的消费方式──视觉消费的形成。与网络世界之外的种种消费形式相比，视觉消费使投身于网络、享受着这一快感的人群──网民，进一步卷入了整个社会消费体系。可以想见，随着网络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视觉消费将成为促进整个消费体系运转的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