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政府因应这一问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6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大力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以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优化,切实保障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     

差别暴露、差别职业和差别体验——中国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城乡居民在看待环境问题的方式上存在一种相似且连贯的心态体系;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在诸多方面都较乡村居民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国外关于“居住地假设”的三种理论,只有“差别暴露理论”可以解释一部分城乡差异,其余两种理论均没有得到数据的有效支持;环境知识和媒体使用在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在趋于缩减,并开始走向同构。     

试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实践的延伸效果及其演进方向.

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贫困形势的变化,政府扶贫工作发生了若干重要转变。笔者曾经将这些转变概括为六个方面,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忽视社区作用到重视社区作用(洪大用,2003d)。当然,这些转变并没有全部完成,有些方面只是表现出一定的趋势。在上述转变中,所谓“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的转变,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道义与制度往往是密切相关的。有时道义需要通过制度来体现…     

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性

正从学科角度讲,环境社会学大概有以下三种涵义:一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二是企图颠覆传统社会学甚至广义上包括社会科学的环境社会学,强调研究环境约束下的社会;三是强调研究环境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交叉所形成的环境-社会复合系统。可以说,以上三种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都有体现。最近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正视并主动有效地回应挑     

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纪念王惟中教授诞生一百周年

王惟中是我的恩师,他的生日很好记,因为他和毛主席同是12月26日这天生日,不过他比主席整整晚十个年头出生。每当这一天,我会同时想起他们两位老人家。今年则是王惟中教授诞生一百周年。 王惟中在建国初期,是上海最早讲授《资本论》的教授之一,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自1949年起,他先后在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与上海社科院讲授《资本论》,1978年     

应对高风险社会（上）

2003年刚刚过去，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年的各种风险和灾难记忆犹新。年初的“非典”危机不说，年中安徽芦岭、河南安阳等地发生严重矿难以及淮河流域的大水灾也不说，就在2003年末2004年初，重庆市开县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已经导致数百人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为猛于“非典”的禽流感，又在中国多个省份被发现。亲历多种风险确实使人们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     

半个世纪的记忆--与经济学家王惟中先生的师生情

王惟中,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03年,192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赴奥地利、德国留学,193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起,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资本论》专题研究,系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他曾是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经济学会和上海社科联的顾问,上海市高级社会科学研究职称评定委员会首席评委,全国外国经济学说史学会名誉理事。     

二元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国农村面源污染的社会学分析

所谓面源污染,是相对于点源污染而言的一种水环境污染类型。美国清洁水法修正案( 1 997)将其定义为“污染物以广域的、分散的、微量的形式进入地表及地下水体”。这里的微量是指污染物浓度通常较点源污染低,但其总负荷却非常巨大。与之相近的一种定义认为,面源污染“是指溶解的和固体的污染物从非特定的地点,在降水(或融雪)的冲刷作用下,通过径流过程而汇入受纳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和海湾等) ,并引起水体的富营养化或其他形式的污染”。①通常,点源污染主要包括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污染,这类污染物一般有固定的排污口集中排放;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