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执政方式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对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化、执政方式法制化、理顺党政关系进行了初步、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为新时期党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文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社团

"文协"是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为了团结抗敌和宣传抗战精神而组织成立的社团。长期以来,人们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之加以研究甚至"误读",忽视了"文协"作为文学社团的本质特征。本文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认为:"文协"是非政党领导的文学组织,进而从构成主体、文学主张和社团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     

论五四前后日语对西方诗歌汉译的中介作用

文章首先论述了五四前后日语在西方诗歌译入中国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日语桥梁作用的形成原因,进而阐明了真正决定日语中介角色的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诉求,而非诗歌发展的内需。     

论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中的价值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正确把握红色文化内涵,深刻认识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作用;深度挖掘和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提炼创新红色文化教育内容和传播形式,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搭建教育平台。     

红色资源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的功能与运用

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建设实践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及其物质载体,它具有革命性、传承性、先进性、教育性等特点。红色资源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创新载体,其政治教育功能、自我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在学生党建工作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资源,以进课堂、进校园、进社会的形式创新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许世旭的汉语诗学研究

许世旭先生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是海外汉语新诗研究的典范。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期的阅读体验,也来源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许世旭先生构建了成熟的汉语诗学方法论体系,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的局面,具有丰富的诗学内容。但同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译介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拓展

译介学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而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其在比较文学视野下对翻译展开迥异于传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文学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不同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等.中国现代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轫于中国新诗诞生之前,译诗与中国新诗的"姻缘"决定了其与中国现代诗学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译介学的兴起又为二者的联系提供了学理性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诗学的学科体系.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博弈论视角下的个体道德行为形成过程及其对德育的启示

教育对象知行不一是我们在德育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本文引入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形成过程进行量化分析,从理性人的角度说明知行不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恰当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与德育所传播的思想道德观念相配合,制度在理性个体道德行为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