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的左右史问题

关于唐代的左右史问题牛润珍史书所言唐代左右史，《旧唐书》的记载较为准确。从《旧唐书》反映的情况看，＂左右史＂的意思前后有所变化。贞观年间，君臣所言本朝左右史，多指起居注。显庆二年（６５７年）以后则多指朝中记注官，而且记注官左、右职分恰与《汉书·艺文志...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后赵邺都城制建筑考——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之二

后赵重建邺都工程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石勒时期,主要是都城设计与邺宫初造;后期为石虎时期,根据石勒总体设计大规模营建,先城内后城外,宫殿建筑先内宫后大朝。以九华宫、太武殿及两侧东、西阁为主体工程,宫城、郭城围绕主体工程布置,自北向南,由北城垣上齐斗楼,经太武殿、端门及中阳门内大街、中阳门,构成全城南北中轴线,宫殿建筑、官署、街区、里巷等均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全城平面布局大体呈横长方形,城门自东、南、西、北顺时针,依次为建春、广阳、中阳、凤阳、金明、厩门、广德门等,门名取象"四时"命设,城制设计具有"天象"意识。城垣与城门、三台、宫殿、街市里巷、习俗、礼制建筑等,不仅规划整齐,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河北旧方志的源流和发展

在我国现存八千五百多种地方志中,约七百四十八种为河北旧方志。河北方志也和全国一样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河北方志的悠久历史,从东汉户植《冀州风土记》算起,已有一千七、八百年。纵观河北方志的源流发展,根据其体例和内容,大致可粗划为产生、发展、鼎盛和进化四个时期。 产生期。河北方志的产生经历了从先秦到两汉、由全国地理志书繁衍为河北方志的漫长过程。先秦时期,河北地区还没有专门的志书,有关材料只是零星附载于全国地理志书中。《尚书·禹贡》说:冀州“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把河北境内的水利情况、土壤、赋税的等级、贡物和贡道记录下来。《山海经·北山经》载河北境内可考见之山脉约二十七,河流四十一,湖泽五,并记录了各山川地理方位及其物产。此外,还有《周礼·职方》等也载有河北事。 到了秦汉,随着封建专制统一国家的建立,统治者为加强一统区域的控制,迫切需要了解地方各种情况,于是河北方志逐渐从全国地理志书中脱胎出来。代表作有两部,一部为《幽州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东汉李恂纂。此书逸失,其体例、内容无从考见。另一部为《冀州风土记》,东汉卢植纂,植字子干,涿郡人。熹平四年,拜九江太     

论历史研究的“三重证法”

由王国维运用文献学、考古学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法”,推衍到现在史学界交错运用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历史的“三重证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为此,本文略表诌议.一、文献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及三者关系中国古籍文献源远流长,从文字创造发明到书籍产生发展,经过历代学者、文人年年月月的文苑躬耕,集成汗牛充栋的古籍文献.1979年《北京图书馆通讯》第1期载杨殿《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对现存古籍作了大致估计,认为“可能有十五万种左右”.其中,《中国丛书综录》所收子目计38891种;《丛书综录》未收清以前单刻本、佛经汇刻及新式丛书以及待补入的丛书所列子目,估计有2万多种;孙殿起《贩书偶记》及续编,所收清代以来著述计有2万余种;《贩书偶记》未收的清代著述,估计还有1万余     

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

邺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古都城制沿承因革,形成各自的城制系统,又因其共性,构成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     

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正误一例

高齐国史编纂大约始于天保八年(公元557年)。这年夏天,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卷56)。所监修的国史正是北齐当代史。这项工作首先是从《高祖本纪》着手的,撰事在史馆内进行,但一开始就遇上了时间断限和史例的问题,因此围绕国史起元这一讼案引发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是在魏收与阳休之之间展开。魏收主张国史起元于“平四胡之岁”;而阳休之则认为应以天保建元。二说相持不下,并牵动朝廷上下。《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     

进取时代的退却与守望——论汉代士人的隐逸之风

在社会文化、风习、政治状况等多种因素变化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隐逸在汉代经过了由微而显、高潮迭起的发展过程.西汉中期以前,新道家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先后确立导致了隐逸陷入低潮;其后,儒家理想主义的破灭、不仕二姓观念、援道入儒潮流、明哲保身处世哲学、知识主义兴起及政治状况不断恶化共同催生了汉代隐逸的高潮.在受社会文化、风习、政治影响的同时,汉代隐逸群体在推动文化发展、砥砺社会风习及改良政治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河北旧方志的编纂存佚和种类

河北方志在我国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住。它的编纂存佚及分类情况如何?这是整理研究河北旧志、编纂新志者需要弄清的问题。 河北方志的编纂形式多种多样,大致说来,可分为官修、私修两种,官修多在隋唐以后,尤其明清,几乎皆为官修。其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皇帝诏修。由皇帝发布各省府州县修志命令,地方官遵诏聘集文人儒士撰修。如康熙十一年,玄烨诏诸省修志,上于京师,备修《一统志》,安平县令陈宗石“慨然修辑,捐费聘贤,勒为成书,上于史馆,以备昭代《一统志》之所采择”。任邱知县姚原沩也说:“今幸奉纶旨,敢不披舆图,询父老,搜逸史,剔轶事,进邑绅士,汇集而编次之”。二为府衙主修。由地方官吏倡导、主持,召集地方绅士编辑。嘉靖《霸州志·周复俊序》说:霸州“夙鸣雄镇,     

魏晋北朝幽冀诸州的移民与民族融合

幽冀诸州位居中原与东北通衢,又邻接并代与青齐。迄东汉末,历魏晋十六国及北朝,先后形成三次人口大变动的高峰,移民流动累计约有五六百万人次。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人口离散。中平六年(189年)青、徐两地士庶到幽州避乱者达百万口。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入勃海郡。建安年间,乌桓乘幽冀之乱,略汉民十余万户。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徙冀州士家五万户实河南。从此,三魏(魏郡、广平、阳平)及幽冀二州人口,在经过汉魏之际第一次大动荡后,开始趋向相对稳定。魏明帝太和年间,司马懿徙孟达部众七千余家于幽州;嘉平四年(252年),司马懿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晋永兴三年(306年),并州饥馑,且又屡为匈奴攻掠,州将田甄等及吏民万余人悉随并州刺史、东燕王司马腾自井陉东下冀州就谷,号为“乞活”,四次移民,总数不过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