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中国最早的现代性问题思想家

在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时 ,王韬不应当被继续遗忘。他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体验西方世界的先行者 ,更是中国最早的集中、全面而系统地觉察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首创中文报纸和现代报刊政论文体 ,大力鼓吹变法思想 ,还在游记散文和文言小说文体方面作了富于原创意义的现代性转变尝试 ,并以此表达个人对中国的现代性境遇的独特体验和沉思。尤其是他有关中国的现代性“创局”境遇的独创性分析 ,富于远见卓识 ,在“全球化”的今天仍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价值。     

论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行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存在着诸如管理分散、管理水平低下、实验室建设"小而全"和重复购置、积压浪费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实验室的投资效益与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了改进高校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学校应进一步理顺实验室管理体制,加强和改善实验室的管理;要建立更有效的投资机制并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实验条件;要建立健全对实验技术人员的选聘和考核机制,优化队伍结构,提高队伍水平。     

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

走向修辞论美学──９０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王一川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审美文化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与８０年代崇尚理性批判、思想启蒙或语言纯洁性不同，转而注重语言的修饰、美化或调整，即修辞。大众文化凭借先进的大众传媒如电影电视语言、电脑语言、广告语言...     

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数字技术时代电影的富贫悖谬症

进入新世纪以后,艺术文化已经疾速进入以数字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在这一变迁的时代,文化潮流、艺术形态、人文观念、人本意识等都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对于影视艺术而言,其在数字时代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艺术内容对于艺术价值的意义等方面。数字技术的运用能为电影带来什么?虚幻状态下的视觉盛宴对现实主体来说意味着什么?数字技术给影视媒介产品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会给我们的生活经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日渐走入感官娱乐浮面的电影还有多少长远持续的发展力?面对这些问题,本刊约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分别给予回答。     

想象的"东西"

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包含着文化想象的成分。王韬通过聂祥生与兰娜的联姻故事,寓言地阐述了东方如男性而西方如女性的东西文化汇通想象,显示了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高度自信心。胡适改以“睡美人”喻中国而以武士喻西方,代表了文化想象的微妙而重要的转变。这表明有关东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想象随具体现代性体验的演变而发生改变,有理由相信当前新的现代性体验场正生长着新的想象力因子。     

与影视共舞的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文学——兼论京味文学第四波

本文拟以北京文学为个案考察 2 0世纪 90年代文学与媒介的关系。认为以 2 0世纪 90年代初北京三部电视剧为转折点 ,影视媒介的兴起予以文学以深远影响。这具体表现在 ,文学借影视而复苏、促进艺术潮转向、实现自我重构 ,同时还促成京味文学第四波。这一个案研究证明 ,媒介的变化必然地影响文学在地位、语言形态、审美方式、人物形象、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全面变化。     

汉语形象与汉语形象美学

语言在文学中的存在方式应具体表述为语言形象,它是文学的艺术形象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构成文学的最基本“现实”。汉语形象作为汉语的修辞性形象,是文学中汉语组织在语音、词法、句法、篇法、辞格和语体等方面呈现的富于表现力及独特个性的审美形态。它应成为汉语文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从而需要建立汉语形象美学,这是一种有关文学的汉语形象的审美特征及其在文学中的基本地位的研究方式。当代诗学应当重视汉语形象美学     

语言神话的终结——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能

“王朔神话”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的神话,其具体表现是调侃的运用。调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根本上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主人公们独特生存状态的基本标志。调侃的主要美学功能是以俗戏雅,体现出狂欢化、消解和整合等效果。但当调侃成为竞相仿效的流行时尚时也就失去其原初合理性,而王朔在这方面流于自我复制少有创新时,其魅力必然消散;更由于基本价值体系上的虚空,其在整合未来方面自然语调乏力。王朔语言神话走向终结是必然的,既暴露出中国90年代文化在基本价值问题上的贫乏,也体现为王朔语言内部的自我终结。     

媒介变化与审美文化创新问题

媒介变化与审美文化创新之间是互动的和促进的关系 ,这种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历程。当代媒介的变化必然为审美文化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 ,也给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出了诸多重要的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