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

1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细节,而就历史演进的大势而言,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乡制变迁似乎可总括为:"19世纪的里保制,1900-1928年的区董警长制,1929年以后的区长制。"当然,各地的组织形式和结构不尽相同,甚至层级和名称也各具特色,但以新制(警察制)取代旧制(保甲制)的历史趋向基本一致,并且也都始终是在"地方自治"的现代化旗帜下来规划乡村政制的。     

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20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1901—1920)

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自1901年初《自强说》发表至1911年,见诸报刊的讨论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浅论社会关系与社会史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阶级关系不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关系；从社会的横向看，阶级关系不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关系。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多彩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体内容，才能使社会史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价值，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形成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提供借鉴。     

论近代“士农工商”结构的错动

矗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士农工商”结构古厦,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力量的维护:“重农抑商”基本国策和传统意识的粘合力;“士首”“商末”等级制度的支撑力。因而,在历史演进的风雨中,它平稳地度过了几千年的风剥雨蚀。当社会历史跨入近代之后,“商”——本来是封建社会结构内部早已存在的因素——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统治者历来忧心忡忡,加以抑制的“末务”,变成了“经国之本”,成了封建社会结构的异己力量。近代中国异军突起的“重商主义”和“商战”思潮,分解了这一古厦的粘合力;“四民平等”的呼声与实践也抵销了等级制度的支撑力,于是乎,“士农工商”凝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错动。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近代新学是容纳了西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新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旧学蜕变的时代产物。本文通过对新学、旧学与中学、西学范畴的厘定、辨析 ,通过对新、旧学之间历史关联和学术关联的剖解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揭示其基本的时代特征 ,有助于从历史纵向和学术横向上对“新学”地位的把握和深入理解。     

社会史:走入新世纪的新取向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始 ,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 ,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 ,从此 ,历史学向何处去 ,一直是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迈入新世纪以后 ,历史学将如何发展 ,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最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几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合自己的专业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刊集中发表这些卓有见地的观点 ,相信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从而推动对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子夜宣言"与太原辛亥起义--文物、文献与史实之互证

"子夜宣言"为新发现的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文物资料,它不仅从形制、内容上可以坐实和纠正回忆类文史资料的记述,而且与新发现的其他文物(<军法令>、<告民众书>等)形成关联性、互证性实物资料丛,对于太原起义日期、起义军活动、起义军司令任职情况等重要史实的订正提供了重要史证.     

吴禄贞与辛亥革命

吴禄贞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也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本文就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略作讨论. 武昌起义时,吴禄贞早已离鄂北上.从现象上看,吴禄贞似与武昌起义毫无联系,其实不然.吴是武汉地区民主革命思想的最早传播者,他在1899年日本留学期间,“受孙先生启导之处极多”,毅然加入兴中会,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成为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党人.1902年春,他完成学业回到武汉,开始向青年学生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灌输民族反抗观念,“当时各军队各学校受其感应者、翕     

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

阶级分化是社会历史运动中较深层次的变动。世界历史向近代社会转变,无例外地发生剧烈的阶级分化。在近代中国,首先走向大分化的是绅士阶层。那末,何谓绅士? 绅士所指范围可以说是相当广泛的。作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绅士,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不是现任官,而属于相反的“民”。二,获得一种不同于平民的,为封建制度所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

晚清时期 ,地方政制变革已揭开序幕 ,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制变革仍承其演进趋向 ,以地方自治和警察新制为方向。然而 ,至 2 0世纪 30年代 ,传统保甲制却复活于地方自治的制度框架内。但保甲制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旧制的“复本” ,而在与自治体制的对接和整合中 ,更多地表现出体制理念和政治实用上的重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