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交通系统的特征——以秦汉文物资料为中心

中国古代交通系统具有首先服务于政治和军事的特征.交通条件的皇帝专有和皇权优先制度,交通秩序维护的"贱避贵"原则,交通建设的国家控制方式,以及交通管理的军事化特征等,都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在中国帝制时代,交通规划、交通建设和交通管理都体现出比较成熟的水准,然而经济民生能够予以利用的可能性是相对有限的.     

《万古江河》与社会史的波澜

许倬云教授著的《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副题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全书谈论的是自远古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以“江河”指代历史，是有悠远传统的比喻。所谓“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有人从积极的方面分析，认为“孔子的观水”，正是“以它‘逝者如斯夫’的前进，来说明虽是不断的过去，却具有永恒的‘不舍昼夜’的勇迈古今的精神”（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2页）。其实，社会史的进程正是这样。千百年来，不同社会力量的聚合与分流，运动与滓潴，冲蚀与激荡，一如江河。梁启超在表扬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时，说到当时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中国历史研究法》）。而成功的史学论著，可以看做这种种现象的水文记录。     

走马楼许迪雕米事文牍释读商榷

走马楼 J2 2 - 2 5 4 0号木牍的释读 ,已经有多篇研究成果发表 ,诸说各有新义。但是其中仍然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对照图版 ,参考有关文献资料 ,可知已经发表的对于“廖直事”、“罪深重”、“审前后”等文句的释读意见可以讨论。     

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的立体化趋向

作为东方大都市,西汉长安的规划与建设出现了新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并实现了秦始皇的都市建设设想。阙、台、楼等显著提升高度的宫廷建筑受到重视,反映了对“壮丽”、“重威”的追求,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理念。因“复道”形成的立体交通形式,实现了都市交通的进步。帝陵营建选高敞之地,“诸陵长安”和“长安诸陵”都市圈的形成,又构成另一种立体关系。“上下诸陵”故事反映了对这种高差的历史记忆。“云阳都”与长安的关系又形成另一层次的高下对应结构。长安的北山和南山,被看作利用自然地貌以“表”的形式构成了事实上的北阙和南阙。西汉长安规划者以“崇高”显示皇权地位,以“上下”交错营造都市建筑格局特殊美感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

认识汉代军队中"卒妻"的真实身份,有益于了解当时的军制结构与边塞社会。不论"卒妻"在"兵制"的正常规范下是否进入军队正式编制之中,她们参与军事生活和战争实践的事实是不可以否认的。     

秦陇地方的姜炎文化纪念遗存

姜炎传说体现了人们对远古时代一个特殊时期文明进步的纪念。历代纪念姜炎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湖南等地,而以陕西宝鸡地方为中心的秦陇文化圈最为集中。讨论姜炎文化纪念遗迹,忽略渭北“姜泉”、“姜水”、“姜氏城”等地名透露的信息,是不妥当的。然而,关注这些遗存与“相距并不太远”的宝鸡“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关系,显然也是十分必要的。甘肃天水地方和陕西宝鸡地方的原始文化面貌有接近之处,当时应相互有所联系,甚至有共同的文化渊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论说姜氏源流者,大都关注天水作为这一氏族发展重心的人文地理意义。姜氏在天水集聚并发达的历史事实,确实值得古史研究者注意。位于天水的“火炎山”,亦不能排除其得名与“炎帝”崇拜有某种关系的可能。     

秦文化的超地域特征和跨时代意义

从空间和时间的视角进行考察,可以注意到秦文化超地域的特征和跨时代的意义。秦文化自然有区域文化的涵义,早期的秦文化又有部族文化的性质。秦文化又是体现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也可以理解为秦王朝统治时期的主体文化和主导文化。秦文化也可以作为一种积极奋进的、迅速崛起的、节奏急烈的文化风格的象征符号。总结秦文化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应当注意这样几个特点：创新理念、进取精神、开放胸怀、实用意识、技术追求。秦文化的这些具有积极因素的特点,可以以＂英雄主义＂和＂科学精神＂简要概括。对于秦统一的原因,有必要全面地总结。秦人接受来自西北方向文化影响的情形,研究者也应当予以关注。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汉代长安乡里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汉之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里既是汉代基层居民单位,又是基层政权组织。 公元前2O6年,刘邦入关灭秦,西入咸阳,曾“与父老约法三章”,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乃使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史记·高祖本纪》)。所谓“父老”、“吏人”,系乡里民众领袖     

两汉的"越巫"

两汉时期,出身越地的很可能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巫者,曾经参与了文化重心地带社会史舞台上的表演。"越巫"曾经服务于汉王朝,担任高层神职人员。他们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越巫"也曾经作用于非常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民间信仰生活有长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