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声"的雅化与风格演变

乐府的雅化包括观念层面的俗、雅变迁和实践层面的俗乐雅化.乐府的雅化体现在音乐与歌词两方面,吴声音乐的雅化经历了晋宋时期"被之管弦"和萧梁宫廷制作大型组曲两个阶段,歌词的雅化经历了文人雅歌和宫廷艳曲两个阶段.由此,吴声由民谣的质朴天然走向文人乐歌的含蓄雅致和宫廷乐歌的艳丽奢华,完成了风格的演变.乐府的雅化总体上实现了艺术化和精美化,这个过程本身充满创造性,不宜简单视为僵化.     

蒙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以辽宁阜新地区的巴拉根仓故事为例

分析了辽宁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的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特质,巴拉根仓故事中体现了蒙汉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交融,该故事是一部口述的生活文化史记录。密切关注巴拉根仓故事滋生的空间,还原故事生成的文化语境,民间口承叙事往往成为该地区相应风俗的直接注脚。在习俗化的作用下,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水乳交融地循环互动,习俗化是连接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的纽带。故事文本成为特定区域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     

语言景观建设与城市形象提升策略的民族志研究——以万州城市形象宣传语和创文口号为研究对象

城市语言景观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所有语言和文字的具体呈现,彰显着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对塑造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市万州区的城市形象宣传语是“三生有幸,平湖万州”,万州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宣传口号为“万川毕汇,文明之州”,二者作为城市语言景观都直接参与了塑造城市形象的城市运行。应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该类型语言景观与城市的互动过程,剖析万州城市形象宣传语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口号等语言景观指涉的空间,了解城市语言景观的本义、符号关系、社会结构,探究语言景观蕴含的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权势关系、身份认同等内隐意义,发现城市语言景观以独特的可视化魅力和潜移默化的感染性表达着城市形象。     

集体的"再习俗化":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形成的民族志——以阜新烟台营子村为例

笔者通过对阜新农区一个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实地田野考察,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叙述了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的形成过程,概括了该过程中的类型化特点.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了该类型村落的成因,揭示了剧烈文化变迁过程中族群自身的"与时俱进"的文化调适能力.     

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态度与民族教育——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蒙古族语言态度的调查

元村是东北地区一个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村落生活属于日常生活范畴.村落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张蒙汉双语教学模式＂的历史事件,到当下部分村民（即学生家长）促使子女放弃蒙语言学习的转学热潮,村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语言态度对民族教育与民族语言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语气词连用

在古代典籍、现当代作品及日常交际口语中,都有语气词连用的例子。本文从情绪表达、意义容量、语言风格、语言界域四个方面分析语气词连用。     

李商隐寄令狐绹诗之考论

在李商隐的交际诗作中,他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情最动人,语最直截,最有心底话想说也能说,且能“屡启陈情”.其《夜雨寄北》也可断为寄令狐绹,从其写作于此诗前后的其它诗看,即可得到验证,也可以互证,这些写给令狐绹的诗都是期望出施援手的.从李商隐寄令狐绹的诗考,令狐绹打压李商隐,真是一桩冤假错案.令狐绹与李商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商隐所有的交往中,他与令狐绹最密切,交往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令狐绹对李商隐仕途上的帮助也最大.     

《汉书》“采诗”叙述的生成与双重语境下的意义暗示

"采诗"叙述正式出现于《汉书》中。《汉书》"采诗"作为一个汇聚型话语,存在着古史依据和文献来源。其关键性表述为"振铎徇路"与"观风俗"之说,融入、改造了先秦和汉代文献中古之天子听政制度和巡守制度的相关信息,以及《孔子诗论》和《史记·乐书》中的《诗》学观点。《汉书》"采诗"叙述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在对汉武帝时代乐府采集音乐和歌曲行为的描述中借用了"采诗"话语,其深层目的在于委婉批评乐府采诗已背离古之采诗裨补王政的功能意义。从话语溯源和话语分析的角度,可清晰呈现"采诗"的"生产"过程,认识《汉书》"采诗"叙述的复杂性和文化价值。自中唐元、白将"采诗"话语吸纳进新乐府理论后,其诗学价值和意义得以突显,在唐以后成为经久不衰的诗歌理想。     

审美时问中的生命体验——王维的时间意识论

时间意识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是一种存在的体验。王维对于时间的感知，超越了中国人在时间问题上恐惧和忧患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出时间的无常性、时间的无时间性和时间的瞬息永恒性。其参破时间而抗拒时间的方式是：归去，不还，闭关。王维消融于山水，自失于时间，进入澄明而无限的时间流，进入生命存在的绝对自由的空间，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即成为其把握当下感性生活的诗意存在状态的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