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演化和变异现象,大约有三种形态:徒歌演化为乐歌,本曲演化出变曲,旧曲演化为新声。利用歌曲的和、送声,成为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此外,亦有"摘唱"和"新翻"等方式。曲调演化是音乐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活动的产物。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提供了歌辞创作的曲调依据;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同源性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空间;实现了旧曲的新声化,促成旧曲体式的新变;丰富了乐府歌辞的风格。     

文学畏途中的朝圣者—王美春《与缪斯对话》序

美春兄又有新著出版，欲我为序。我倒是半推半就而欣然从命的。美春兄索序，完全可以找著名学者，他与一些著名学者有着良好的私交。至于说，自己弄好了个“大体”而请领导认可一下的“序法”，对于美春来说也实在是太方便了。然而，他却选定了我。除了说明他对我的特别信任之外，更多的因素是对我的欣赏。我深知，他欣赏我的为人，     

巴拉根仓故事中家乡风水传说的民俗解读——以阜新地区巴拉根仓的类型故事文本为例

通过比较分析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中的"斗阎王型"类型故事的异文,从民俗学角度探讨了故事异文中出现家乡风水传说的成因,阐释了恋乡的家园情感是家乡风水传说复合于类型故事的原因所在。并进一步剖析了故事只有契合民俗心理才能得以传播的故事讲述规律,以及民俗对民间口承叙事的形成与传播的制约关系。     

“芙蓉”论诗与谢、王山水

在诗学的根本精神上王维沿袭绮丽一路 ,其山水诗胎脱谢诗的痕迹较为明显。但是 ,王维兼融性情和声色而超越原始性摹写格局 ,形成了较谢山水实写模式和清丽风格更为完美的空灵蕴藉的诗美形态。古人以清水芙蓉的审美判断形象而精彩地表述了同一审美大范畴里的两种诗美范型的精微区别 ,我们则从芙蓉喻论的文化语义和美学内涵的阐释入手而窥谢、王山水 ,考察各自的诗美特征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主体因素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天命无怨色 人生有素风──论王维的生存智慧

生存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意义，而且是一种超越的意义。王维把生命的本能和效价提升到审美的品位，将生命从有限中超拔出来，以适意来延长生命的长度，在充满着生存信心、荣誉和尊严情意中，显示合情合理的生命卓越意义，展示人性和人格的全部瑰丽。王维“诗意地活着”的智慧和实践，其意义在于说明：生命是美的最重要形式，自由适意是生命之美的最高境界。     

王维“闲适”的生命精神与诗歌旨趣

“闲”是王维诗意存在的外在形式,更是他人性深处的精神表征,是其身心一无挂碍的绝对自由的表征。王维往往以全身远祸的机智,以摆脱物累心役的超然,积极顺乎自然而寻求当下精神自由的享受,以自由生命之“轻”来拗救严峻功业之“重”,把庄子的美学境界变成具有更广泛实践意义的人生行为。这种以庄、禅为心灵本体的生命精神,这种以“闲”的方式享受当下的愉悦闲心,一旦遭遇山水外物时,其观照中之山水则常常被其闲适的心灵之光所烛亮,是物皆著“闲”色,皆作“闲”态,皆具“闲”情,表现出“闲”之享受所赋予的福祉的超逸。     

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

盛唐是一个体闲的时代,休闲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别业山庄的普遍化.而别业的兴盛,别业的周边环境,别业里的闲逸生活内容和状态,改变了士人的隐居方式和生活态度,协调了人与自然、政治与自然的关系,优化了他们的心理环境,形成了高雅的皋壤之趣.别业的创作环境,使盛唐山水诗的内容、主题和格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美化环境、闲化心态的诗美主流.这些"非常境"的山水田园诗之逸品,正是诗人感悟自然真谛、享受山水外物生命愉悦的休闲产物.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从蒙古族人名特征看农区蒙古族文化变迁——以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西地区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涵化较为突出,烟台营子村是其中一个有着百余年农耕历史的蒙古族村落,村落中老年人群体、中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等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名字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从老年人群体宗教化蒙语小名与宗族化、＂移写式＂汉语大名并存的双名制,到宗族化特色与时代性色彩杂糅的中年人群体的姓名特征,再到当下张扬个性的青少年群体的姓名特征,历时性地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起名习俗,可以映射出该区域蒙古族缓慢而深刻的文化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