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曲的传播与齐梁时代鼓吹曲辞的创作

鼓吹经历了民间音乐、宫廷俗乐、雅乐鼓吹的变迁,形成了?歌俗乐鼓吹和朝廷雅乐鼓吹两个音乐系统.雅乐鼓吹经由乐府机构传承、乐人的音乐活动、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以及乐语的记录特点等增加了鼓吹传播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传播效果.?歌俗乐鼓吹通过给踢方式流向民间,留存数量多,传播范围广,是齐梁鼓吹曲辞创作的主要音乐背景.齐梁鼓吹曲辞的创作在乐府史上具有新变意义.     

试论报告文学功利性的美学意义

假如要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无疑首先需要考察直接操纵着文学发展过程的那只无形的手,即文学的功利价值观。而从价值形态上说,文学作品必须首先具有功利价值,然后才可能具有认识价值,最终形成审美价值。文学的功利价值,直接决定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行为取向和结果,从而驱导并决定了文学发展的态势。以此来观照报告文学,研究其发生、发展、发达乃至尉为奇观的历史轨迹和动因,其意义将远远超出问题的本身。     

歧异两极的心象构造——王维李白山水诗比较论

作为唐代诗坛的两颗超级巨星,王维、李白均在山水诗上投以极大精力且都获得了极大成功,然而他们的山水诗风格却歧异两极,一个冲和淡远,一个清雄瑰奇,表现出大相径庭的美学趣味,各自代表了一个完整的审美创造模式。比较王维、李白这两个特异存在的文学现象,并不在于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而有所扬抑,也不在于辨析其风格特点及各自的师承流变而企望有什么新鲜发现,最主要的是想求证这样几条并非人云亦云的认识：其一,王维李白山水诗歧异两极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当从各自“内心生活”以求解;其二,“内心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以及外在形式,主要取决于各自的政治遭遇,而不是文化学养和山水环境;其三,政治遭遇可以改造一切,包括人的文化心理、人格定位和气质精神,而文化和气质亦可以反作用。以这样的认识以观王李,特别是王维,或许会有更多的独到发现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大历诗风》的诗学话语与文体意义

蒋寅的《大历诗风》①,其突出的学术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大历诗歌的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综合性地研究一个诗史时段的著作。文学史上有一种很习见的现象,一个人的处女作往往就是其代表作。蒋寅的《大历诗风》在     

王维诗美的适度原则和中节控制

王维诗歌的最大贡献,即是他遵循适度原则和中节控制的合度表现,天才地创造出中国诗史上最合乎"温柔敦厚"之理想尺度的诗歌范型.儒家诗教所要恪守的原则,与其说是诗的内容,不如说是诗的表达.因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诗美具有长言咏叹的委婉含蓄的表现性,向来以比、兴之表现而见长,强调"而不"的适度控制.而王维最看重和追求"曲而达"的表达,微婉善讽、委曲迭情,其诗歌锋芒内敛,情感隐而不露,形成了"文质彬彬"、"文质参半"的美学形态,成为"中和"审美理想在文学上的一种卓绝表现,也强化了中国诗美的适度表现的传统.     

部氏族人的姓名民俗与日常生活性族群认同——以湖北省三家台蒙古族村部氏族人为例

三家台蒙古族村是湖北省唯一的蒙古族村,该村落的蒙古族以部姓族人为主体.部姓族人们根据日常经验形成了“由姓而族”的家庭民族结构;蒙古语的姓氏与名字亦呈现出了“冷热并置”现象.部姓族人的姓名民俗与族群认同的关联性方面呈现出根基性族群认同与工具性族群认同交融的表征.就如何切实反映并归纳出日常生活范畴中当地人族群认同的特点,笔者初步提出“日常生活性族群认同”的观点予以概括.     

自我与他者互动情境中的《部氏族谱》——湖北省三家台蒙古族村世系谱牒的人类学考察

三家台蒙古族村是湖北省唯一的蒙古族村落,该村落的蒙古族群众以部姓村民为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认部氏族人的蒙古族身份到21世纪初期成立民族村以及民族村的持续发展中,《部氏族谱》先后充当民族身份确认的重要依据、民族村的标志性文化。《部氏族谱》在自我与他者互动情境中被赋予各种意义以及层累地续写,深描并阐释《部氏族谱》及其相关事件,对于深层次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本质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