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辞赋欲何往

盛世兴赋。但是,当下辞赋则异化为功利性写作。根据当下辞赋写作的说明文、应用文的写作倾向,使辞赋创作成为堆砌景象、复述史料的流水账式的活计,笔者提出了"前车之鉴"的忠告:有讽则生,无讽则亡;有情则生,无情则亡;有新则生,无新则亡。     

媒介素养与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实践

媒介素养教育对于高校课程教学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媒介素养教育在高校传统课程——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实施,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较为有效地解决当前集中在课堂教学和课程论文写作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为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媒介素养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具体体现在观念意识的树立、网络信息知识的掌握和鉴别、创造性地利用网络平台拓展学习空间等几方面。     

生态民俗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民间语言——以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宁西部蒙古贞地区的农区蒙古族在近百余年间经历了从游牧生计方式到农耕生计方式的转换。农区蒙古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语言发生了历时性的变化,从蕴含了生态意蕴的农谚到具有深厚生态特质的日常生活的语言习惯,民间语言映射出该区域农耕文化生态民俗价值观的建构,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农区蒙古族从游牧民到农耕民的细微而深刻的文化变迁。     

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转运珠”事件的民俗解析——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东北地区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中人为制造了一例关于“转运珠”的“伪民俗”事件，分析这则利用了汉族传统民俗素的谣言在这个蒙汉语共用的双语社区以蒙汉语杂糅的形式传播的过程。从民俗学角度解析该语言民俗活动在亲属社会网络中发挥的功能，阐释民众趋利避害的民俗心理是谣言得以传播的重要心理基础，通过语言民俗的考察侧面论证了农区蒙古族村落是一个蒙汉文化高度融合的文化空间。     

王维的生态观及其诗的生态形质

以现代定义观，王维是个纯粹的自然中心主义者。王维淡泊生活、适意自然的人生追求，反映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这使他在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理念与和乐内容：而这种生态观所生成的生态智慧，使王维最佳状态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优层次，深入到造化的核心，体感到自然山水的真谛神理，也使他成为最具“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的幸福的人。王维的审美体验达到了宗教体验或哲学体验的层次，其诗以物各自然的生态呈现，展示出极为深邃清远的优美意境，表现了无限自由的天地精神，无论从哲学还是审美的角度，都达到了澄明空灵的一派天道自然的生态形质，堪称中国文学中生态文学的范型。     

为真情招魂:散文诗最好方式的自救

当下散文诗的悲哀,是真情的缺席。散文的自救,散文诗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血性真情来灌注,别无再好的选择!散文诗是生命写作,是真情投入,是生命最深处的秘密和轨迹的神圣展示。散文诗主情的审美命题和血性本色昭示我们,散文诗急需要为真情招魂。而对症当下散文诗的病弱,笔者以为“真情”有三方面的涵盖:真情是一种“生活化”、“平民化”、“诗性化”的情感。     

前卫思考 前线应对——跋王炎斌新著《基础教育的战略思考》

为炎斌跋，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是朋友，知根知底更是知音，主要的还是在我读了他的《基础教育的战略思考》的书稿后，引发出情不自禁的激动和兴奋。     

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族志

本文基于三年的参与观察和二十余例的个体访谈，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采用名为“成吉思汗纪念馆”实际建造关帝庙的过程。认为：“借名制”是民间信仰在当代的一种生存策略，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村民的努力、乡土权威的支持和政府部门的通融，是小传统在大小传统相互碰撞的空间里的文化反映，是缓解紧张关系、构建有机社会的一种生存艺术。     

从后稷感生神话到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以旅游情境中的两起故事讲述事件为研究对象

后稷感生神话分析与其地望问题是学术界从历史到当下都持续性进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当前关中、晋南等地旅游经济的开展，岐山县的周公庙、稷山县的稷王庙等都成为遗产旅游景观。地方文化学者将历史文献辑录的感生神话建构为神话主义文本，其在旅游情境中呈现为地方化色彩浓郁的后稷感生传说。从后稷感生神话到后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反映了神话恒久的生命力和当地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创造力。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