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的德本精神及本体意义

中国哲学的德本思想 ,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一开始就形成了以解决人生实践为宗旨和目标的价值批评 ,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人伦理性、价值理性和社会本体论特征。先秦的德治观 ,直接转化为文学批评上道德形而上的内在含义 ,使中国文学批评具有了特殊的原型本体性质 ,也反映了文学接受处于实用阶段时人们的价值期待。德本精神派生出来的“比德说” ,使中国文学批评把文学提升到一种审美、道德一体的层面来观照和评价 ,因此形成了文学批评以德为本而物象比附的审美定势 ,而不会以类似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形态出现。这种德本批评 ,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 ,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和主体 ,并内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内核。     

科学的人道主义

去年初胡乔木同志有一篇很大的文章①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阐明了 为什么我们反对人道主义的抽象宣传,反对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而我们又要求对的人道主义。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解决 了许多问题。后来又读了邓朴方同志在1984年10月10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②,对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历史实际,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但在此期间,也听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说历史唯物主义讲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那现在我们社会主 义中国,推动我们社会发展的是什么?不会是阶级斗争,那是…     

从后稷感生神话到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以旅游情境中的两起故事讲述事件为研究对象

后稷感生神话分析与其地望问题是学术界从历史到当下都持续性进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当前关中、晋南等地旅游经济的开展，岐山县的周公庙、稷山县的稷王庙等都成为遗产旅游景观。地方文化学者将历史文献辑录的感生神话建构为神话主义文本，其在旅游情境中呈现为地方化色彩浓郁的后稷感生传说。从后稷感生神话到后稷感生传说的“民俗过程”反映了神话恒久的生命力和当地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创造力。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变”与“不变”:耿林莽散文诗30年

耿林莽散文诗创作30年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年投入期、晚年变法期、耄耋化境期。耿林莽的散文诗创作求新求变,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的是形式、技术、题材、旨趣,不变的是诗中都有一个"忧郁"的内核,是悲悯情怀、深刻思想与适度先锋形式所构筑起来的忧郁美。因其"变",耿林莽的散文诗不重复自己而不断创新,给人以日新日鲜的无穷活力;因其"不变",耿林莽的散文诗以其主导风格的不断延续、始终如一、经久积淀,而使其"忧郁美"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在形式更加生动,表现出特有的风格印记。     

论傅璇琮的书序

改革开放30年中,傅璇琮先生有序书文章近80篇。先生以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之巨子的高度,凭着扶勉同仁、奖掖新秀的热心,本着对作者、对学术负责的精神,为学界已经形成较大影响的一批学者的学术专著作序。先生瞩目现实,见解精辟,发论宏旨,借序而论学,从整个的学术思想、观念、范式、视野、方法等方面,揭示出具有的开拓、创新意义的大势与走向,推动与引导了整个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于其中,既可见到百花齐放的治学方法,看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与大势走向的历程,为拓展学术研究思路提供启迪,也可看到先生学识和人品之高境,感受到先生在学界的领袖风范与人梯品格。     

多元音乐环境下齐梁乐府的新变

南朝齐梁时代,源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多种音乐的并存、影响与互渗形成了多元化音乐环境,为乐府创作提供了繁荣、发展、新变的空间,成就了齐梁乐府创作在乐府史上的特殊地位。齐梁音乐的新变以流行新声为主导方向。乐府创作的新变也体现出明显的"新声化"特征,尤其反映在五言四句体式的运用上。除体式外,齐梁乐府的类型、主题、语言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新变。     

"王维模式"的文化诠释

王维模式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仕与隐"、"生活与艺术"、"诗与禅" 3个"二难"消解;"王维模式"于诗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在意境的创造上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艺术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了诗歌中各要素关系浑成的难题,将诗歌导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使中国古典诗歌更切合诗的本体特质,强化了民族艺术重"言外之旨"、"象外之象"的境界,培养了国人在创作与欣赏上追求暗示和整体感应的审美自觉.     

盛唐的城市化进程与诗歌回归主题

盛唐城市迅猛发展,规模建制空前宏阔,使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都带着渴望和憧憬涌入大城市谋求人生发展.全新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生态变化,也彻底改变了离家者们的身份,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生活.然而,士人在获得发展和机遇的同时,农耕民族所特有的对故土自然的深厚感情而产生的狭隘,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无所归属的飘泊感和出"家"的寄居感,从而使"回归"成为他们构筑精神家园的一种意义选择,成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的基本倾向和结构特征.他们"回家"的深刻需要在归而无归的情况下,便转化为一种对于山水自然的酷爱和向往,而他们从山水自然中寻求精神体验的实践,则具有了"回家"的意义.回归主题是盛唐诗歌魅力永远的辉煌交响,这些诗的回归主题,又往往通过怀人思乡的形态来传达,把"归"的思想含蓄其间.     

"吴声"的雅化与风格演变

乐府的雅化包括观念层面的俗、雅变迁和实践层面的俗乐雅化.乐府的雅化体现在音乐与歌词两方面,吴声音乐的雅化经历了晋宋时期"被之管弦"和萧梁宫廷制作大型组曲两个阶段,歌词的雅化经历了文人雅歌和宫廷艳曲两个阶段.由此,吴声由民谣的质朴天然走向文人乐歌的含蓄雅致和宫廷乐歌的艳丽奢华,完成了风格的演变.乐府的雅化总体上实现了艺术化和精美化,这个过程本身充满创造性,不宜简单视为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