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分宗教活动领域的三个界限

本文旨在将宗教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适当的活动领域.神圣与世俗的分野是现代社会粗略区分宗教活动领域与非宗教活动领域的界限,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条界限将无数次被逾越.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定性.政治领域不是宗教社团的禁入之地,而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应当遵循合法的途经积极参与的领域.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提供了另一界限,但宗教的公共领域是一回事,而宗教对其他公共领域的参与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可混淆.区分宗教的活动领域需要了解上述三个界限各自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对它们加以综合运用.     

西学经典翻译与中国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欧洲传教士带来了诸多西洋器物和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知识,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真正对中国社会形成广泛而深刻触动的是晚清以来出现的更为全面的西学东渐。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学,除了制度层面的东西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还包括了政治意识、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等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伴随着西方新式教育和译介书籍传播进来的新思想和新风俗,对中国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近代中国的大地上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社会气候。在西学的浸润和影响下,不仅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固步自封、唯我独尊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模式,并迈开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步伐。今天,我们回顾和研究清代的西学东渐,除了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外,更应当着眼于其现实意义,即在当前中国到处兴起的“国学热”中,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超越中国旧有的“夷夏之防”的思维模式,以新的全球化的视野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样才能以史为鉴,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反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德里达消解哲学简介

当代西方哲学界,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屡衰屡兴,思想演变十分复杂。似与西方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相符,各种哲学思潮的更迭也展示出一种“加速度”现象。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结构主义思潮跃居主导地位。它很快取代了存在主义,风行于欧美西方各国。结构、系统、关系、主体移心化成了哲学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然而曾几何时,这一思潮     

中国近代天主教文献中的“是”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碰撞促使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eimi这个西方文化基因植入中国文化的有机体,促成了汉语"是"字从用做实义动词转化为以系动词用法为主的重大转变.本文依据明清天主教的相关文献,描绘西方文化基因"eimi"植入汉语母体以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西学东渐"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的理性思维方式,而且也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当然,这种转变一直要到20世纪中国白话文运动以后才真正完成.     

试论赫拉克利特思维方式的原始性

我国哲学史界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评价比较一致.有的称赞他是辩证法的真正创始者;有的说他是杰出的朴素辩证论者,西方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的代表;有的说连“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与之相比也大为逊色.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持久而热烈的赞扬无助于研究的深入.如若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剖析一下赫拉克利特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就可以看清,赫拉克利     

论古希腊勇敢观念的起源与勇敢论的建构

勇敢是古希腊传统“四主德”之一,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概念。笔者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揭示勇敢观念的起源和生成,展现勇敢论的理论建构过程。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汉语“勇敢”一词的词汇意义,然后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希腊文词汇,考察其具体含义。第二部分,指出荷马时代的勇敢是观念形态的,而非概念形态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谈论过勇敢,对勇敢进行现象描述,但尚未对之进行理性的界定。希腊哲学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开始用定义的方法揭示勇敢的外延和内涵,从而把勇敢观念提炼为理性的概念。柏拉图的对话《拉凯斯篇》对勇敢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以勇敢为核心概念的勇敢理论初步呈现。第三部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把勇敢当作知识会带来矛盾和解释上的困难,因此他把勇敢与正义、智慧、节制一道纳入德性论的体系。他在界定和解释勇敢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勇敢区分为行为和品德,指出勇敢是某种行为,而刚毅是勇敢的品德;另一方面引入实践(伦理修行)的内容,把作为行为和品德的勇敢统一起来。勇敢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三卷中臻于完善。     

西方神正论思想与现代政治哲学

本文旨在阐明西方神正论思想的源流 ,探讨基督教神正论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在比较了神正论和现代各种正义理论以后 ,作者指出 :现代正义理论由于消除了正义与赏罚的关联而受到人们的怀疑 ;如果把生命伦理与至善完全归于私人领域 ,仅仅依靠政治哲学家的合法性论证去奠定现代政治的全部根基 ,那就不能够赋予现代政治以足够的正当性     

论基督教与世俗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

面对人类社会的危机,人们应当适时改变思维模式。文章以西方基督教和西方当代世俗人文主义为剖析对象,考察它们的思维模式,在比较中指出它们的对立面与相通处。文章第一部分概述两种思维模式的准则和思维框架;第二部分指出中国学术界以往对两种思维模式之关系理解上的误差;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两种思维模式的优劣,指出西方世俗人文主义者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也从基督教中吸取了一些成分,但由于它没有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建构一个牢固的基础,因此,在对人和人性的看法上陷入了人类中心论和科学万能论的偏差。     

论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宗教态度

文章具体考察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宗教态度 ,指出西塞罗的神学立场与他晚年的哲学立场一致 ,一方面他以学园派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以往神学观点进行研究 ,运用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神思想对传统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希腊罗马宗教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又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批评以伊壁鸠鲁学派为主的无神论思想。文章结合西塞罗本人的宗教经验对他的宗教态度进行辨析 ,指出他高度重视宗教的社会作用 ,但把传统和习俗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础 ,又用宗教信仰作为政治、法律的合法性证明。最后结合实际 ,指出研究西塞罗宗教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柏拉图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现代理论回响

柏拉图是讨论正义问题最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国家篇》是西方古代正义论的典范之作。柏拉图在对话中概括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正义观,并指出这种观点把正义的本质规定为利益,把正义的起源归于人们为趋利避害所订立的契约。柏拉图对这种正义观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指出它使人为了利益而追求不正义,错置作为美德和智慧的正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仇恨和争斗,最终将破坏不正义者的幸福。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探寻正义的真正本质才能最终驳倒功利主义。根据麦金太尔、卡西尔、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正义论的评价,可以将柏拉图的正义论概括为"本质主义的正义论"或"整体主义的正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