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对希腊晚期三大伦理体系的批判

本文对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主要伦理学著作<论至善与至恶>进行了解析.作者指出:西塞罗抓住希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紧紧围绕至善问题批判晚期希腊三大主要伦理体系,将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的内在逻辑矛盾和外在实际困境展示在人们面前.西塞罗的政治、法律著作中已经包含着"公民伦理"的思想,通过<论至善与至恶>的写作,西塞罗基本上完成了对希腊伦理学遗产的清理.这种批判性的扬弃使他不但能够兼收并蓄,为发展适合罗马共和国的伦理思想改铸出一整套拉丁伦理学术语,而且以他那个时代和民众的共同道德意识为裁决标准,重整了适应主流文化发展的道德准则.     

奥古斯丁的“记号论”及其现代性

本文联系古希腊哲学家对"名称"的讨论,从奥古斯丁的相关论述入手,探讨了奥古斯丁记号论的现代涵义.奥古斯丁以前的哲学家没有专门讨论记号,只在讨论名称时曾论及记号或符号.奥古斯丁则对记号作了系统地探讨.他给记号下了定义,阐明了记号的本质,并揭示了记号的作用.奥古斯丁是西方符号学的先驱,他的"记号论"属于语义学研究,他的观点启发了一批对现代符号学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     

金规则是一种道德信仰

随着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发展,金规则(Rule,the golden mean,另译为“黄金法则”、“金律”等)成为中外学者共同研究的一个兴趣点。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倡导者把金规则视为人类基本共识,引为全球伦理的原则和基础,因此我们对整个全球伦理的评价离不开对金规则的评价。中国学者对金规则乃至于对整个全球伦理思想运动的态度质疑的多(包括本人在内),赞同的少,这里既有观点上的不同,又有评价角度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发生论”思想的三重语境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是研究“发生”问题最多的一位,他深度介入生物学、物理学和形上学的研究,提出了丰富的发生论思想。本文梳理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物理学、形上学等三重语境中使用“发生”一词的不同内涵,总结亚里士多德在这三个领域里的发生论思想。在生物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生殖,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动物后生论的思想;在物理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个别事物或宇宙的源起,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的思想;在形上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实体的产生或生成,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实体生成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生论思想具有原创的意义和价值,对后人启发良多。     

现代社会与宗教发展的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驰入快车道,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完成转型的过程。经济、政治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既给中国社会带来生机,也使人们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面临较以往更大的机遇、挑战和风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人们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人们感受到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现代化不仅带来了人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变化,追求适合自身需要的精神生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关注终极实在和超越自我,这是人类普遍的精神指向。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与改革开放之初有天壤之别,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成就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精神需要和信仰追求的多样化。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反思现代社会与宗教之关系成为理论界与思想界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是对社会急剧变革的反应,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弹,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世界各宗教进行自身改革和调适的结果。当然,随着中国宗教的快速发展,中国宗教学研究和教育等方面显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宗教学的学科地位摇摆不定;宗教教育相对落后;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以及学术界对宗教的新认识没有及时地传播到广大民众那里,社会上有许多人对宗教的认识仍旧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高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核心的宗教学基础知识的教育实施存在许多困难。     

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外国哲学研究及其发展前景

以1978年10月在芜湖举行的“西方哲学讨论会”为起点,外国哲学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公认的繁荣时期。本文在中国现代文化更新、转型、重塑与再造的大环境下考察研究外国哲学的意义,阐述本学科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展望本学科的发展前景。要正确认识在中国文化建设大局下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的意义,必须具备跨文化的视野,否则难逃文化保守主义的魔障;外国哲学也要承担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能否深入研究外国哲学也应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繁荣的标志;哲学是人的创造,它最终要为全人类服务,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也要走向世界。     

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

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晚期希腊哲学是一个重要环节,但中外学术界都曾存在轻视晚期希腊哲学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降,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西方学术界近30年来加强对晚期希腊哲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国学术界近20年来也重视并着力研究晚期希腊哲学且取得了新的成果,但在哲学史分期、晚期希腊哲学的特征、史料整理、研究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不足。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该组专题论文,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章雪富、杭州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石敏敏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希腊化哲学的范式转移》一文认为,希腊化哲学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用治疗论证替代知识论证,以激情研究取代观念思辨,以意愿探讨代替理性反思,改变了古典希腊哲学的知识分布体系。希腊化哲学在研究对象、探讨内容和哲学观念上的独特取向,深刻影响了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哲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王晓朝的《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一文指出,在晚期希腊哲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学者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有别于欧美学者的独立见解及解决方案;认为在对晚期希腊哲学特征的把握上,中国学者的判断优于欧美学者的判断,在晚期希腊哲...     

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

２０世纪文化研究经历了多次热潮仍未能达成文化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统一,但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若干共识可以作为建构新理论的起点。文化互动转型论着重探讨文化传播,以强调本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转型”为主要特征。作者通过综合与提炼本世纪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叙述了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五条基本立场,并指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塞罗的国家定义对奥古斯丁的影响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西塞罗的国家定义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奥古斯丁吸取了西塞罗国家定义的基本框架,从定义人民入手界定国家,用"神的正义"替换西塞罗的"自然正义",从而完成了他自己的国家定义,为批判希腊罗马社会、构建基督教的理想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     

论西塞罗的国家定义及其基本特征

本文指出,西塞罗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主要代表.国家定义是不同时代的政治哲人反思国家问题的聚焦点.通过对西塞罗国家定义的解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定义是他的独创,而不是从任何希腊模式中继承下来的.西塞罗的国家定义有三个特征:以人民为前提,以正义为准则,以合法为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