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社会研究”的魅力——以费孝通为中心

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虽为输自欧美的舶来品,但从晚清民国时期开始,在如何消解西方社会学、读懂中国社会的问题上,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多位社会学家大力提倡社会学本土化。费孝通从"差序格局"、宗教、皇权与绅权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读。他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有别于欧美城市化进程的独特的道路。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大师级学者的谱系,这一谱系对于任何一位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通过对费老"发现中国"之旅的考察,我们从中可以寻找并深刻地体悟到"社会研究"独有的魅力。     

"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

近年来学界关于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研究往往运用源于西方社会一般性的集体行动理论展开解释,忽略了单位制背景下单位人特殊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通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发现,国企工人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人的单位人身份,其行动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化的行动。对特定社会结构空间的考虑可以弥合集体行动研究中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不同取向的差异,故一方面,典型单位制共同体式的传统与其分化中的变异构成了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与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国企工人在多次的集体行动中也形成了应对国家与市场的行动秩序,不断瓦解着曾经引领共同体辉煌的集体意识,并预示着典型单位制走向终结的命运。     

单位制形成早期国企的劳动纪律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批判否定旧中国企业剥削制度和借鉴苏联劳动纪律规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体系。作为国企单位现代制度体系建立的重要内容，新的劳动纪律体系构建，以“教育为主，惩戒为辅”为原则，强调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提倡劳动光荣，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劳动文化。但国企管理体制中权力与责任的分离，终身雇佣制度的实施，导致企业违纪惩戒执行体系走向弱化。通过对单位制形成早期国企劳动纪律的制度来源、文本创制及实施过程展开拓展性研究，并对其影响展开评价，可以深化对单位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学界发起的对计划主义的反思批判中,父爱主义一直被视作计划时期体制僵化和关系主义的最主要表现而备受诟病。但人们却似乎很少对父爱主义产生、发展以及走向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展开研究,对其运行所面临的诸多复杂制约因素更是关注不够。以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的子女接班顶替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补偿性、照顾性的福利政策提出的,涉及面较窄,社会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出台,是一种"有原则"的父爱主义。70年代末,为解决文革时期长期积累的就业重压,国家全面启动子女接班顶替和厂办大集体制度,对解决企业子女就业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企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使用"化大公为小公"的实践策略,使得子女顶替和内招制度弊端丛生,国家文件及政策原有的制度设计被消解,最终导致短暂膨胀的父爱主义和该制度迅速走向终结。     

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自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工作再度进入中国大陆以来,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本土化"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土化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价值理念层面而展开的,没有触及社会工作在大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深层问题,其局限性自然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我们若使那些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植根于本土,仅仅从精神观念层面展开操作是远远不够的.     

乡村“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两难

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后果,乡村过疏化乃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必须承担的社会后果。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面临着严重的两难:一方面,由乡村过疏所导致的村落社会的衰败,使其社会丧失了应有的秩序与活力。人口低密度背景下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以国家行政力量作后盾,采取并村的方式使分散的农民在短时间内实现集中居住,亦因其使农民居住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剧变而蕴涵着巨大的冲突和风险。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所面临的两难,充分说明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选择的艰难。     

"单位社会"历史地位的再评价

如果从"长时段"的角度,将"单位社会"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危机"和"重建"的高度来认识,就会发现单位社会是作为中国社会精英为解决社会总体危机、"重建社会"的根本性措施而出现的.单位社会不是传统社会的回归,而是一个现代性的版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单位社会承载的物质、精神遗产也极为丰富,如何继承上述遗产并实现创造性地转化,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至关重要.肯定单住体制的历史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永远驻足于此,而是要求我们的改革前进步伐既应与时俱进,同时也要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     

武昌起义后列强中立政策历史影响新探

1911年10月,武昌城内的枪声标志着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面对迅速燃遍中国大江南北的革命烈火,帝国主义列强没有采取传统的“炮舰政策”,象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那样直接出兵干涉,而是对革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严守中立,从而使武昌起义后异常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