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国模式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话题,而不只是一个本土话题。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成为一个热点,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的重大转折。     

认识论中的社会学主义及其与心理主义和逻辑主义的关系

认识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知识的有效性的根据问题。这个问题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得到了西方哲学家们的充分重视,其集中表现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开展的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的论战。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即把反心理主义等同于逻辑主义,从而把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的论战归结为心理主义与逻辑主义的论战。其实,反心理主义运动中还有重要     

真假有没有程度问题——对金岳霖先生《知识论》中一个观点的分析

在真假方面对命题进行区分,是只能区别为真的与假的,还是能更具体地区别出真的程度或假的程度的不同?这是在研究知识进步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真假没有程度的差别。一个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不可能有的命题比较真一些,有的命题比较假一些。金岳霖先生的这个观点同他的整个真假观甚至整个知识论都有密切联系,值得我们作一番分析。     

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

马克思对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一定要突破现有的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从而用人化的自然代替纯粹的自然,用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自然的需要。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造成工人的贫困化、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尤其是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过剩等趋势。过去的一百年间,消费主义文化,连同福利国家、行业工会和现代信用手段等一起被资本用来相当成功地克服其曾经被认为无法克服的内在限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需要”有真假之分这个问题的话,马克思的论述则提示我们,以消费社会形式重新获得活力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有可能隐藏着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化”趋势;市场经济只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不至于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考察--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社会主义观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在 2 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汉语思想界的“新左派—自由主义”之争中 ,当代西方学术界中那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受到了争论双方的冷遇 :“新左派”嫌他们太右 ,“自由主义”嫌他们太左。但这种情况可能正是这场争论之所以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事实上 ,在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和社会主义传统的思想家当中 ,都有一种向对方靠拢的现象。本文着重研究后一种情况 ,即当代左翼思想家是如何对自由主义历来非常重视的社会建制 (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和思想观念 (自由、平等和博爱 [或团结 ])加以扬弃和发挥的。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从哈贝马斯交往论看杜威教育观引出的一个问题

刘放桐认为,在语言转向被当作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向主导形态的背景下,美国实用主义的实践转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经验概念的旧形而上学意蕴,而将它与实践概念融合起来,杜威的哲学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存在某些相通之处。童世骏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看杜威的教育观,探讨了"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问题,认为通过在不对称的两个主体之间再设置一个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体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安乐哲认为,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传统对当代哲学话语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即儒学中基于关系构建的"仁",以及杜威的"个体性"概念。陈亚军则强调了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认为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对应的平行展开,现象学思路将在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全球化时代中人的历史责任

全球化社会的高风险性加重了人对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自康德以来 ,对社会进步提出过几种论证 ,其中“逻辑可能性论证”太弱 ,“历史必然性论证”太强 ,“语用必要性论证”介于两者之间 ,但并不能代替康德所强调的“道德责任论证”。在全球化时代 ,人对于历史的道德责任在于拒绝悲观主义、维持对“永久和平”的乐观希望 ,并尽力使这种希望不至沦为单纯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