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中国水崇拜文化初探

水是万物之源。水带给人类的祸福远远超过了其它自然物,因而成为原始初民最崇拜的对象之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水崇拜作为一种原始自然崇拜,本应渐渐消失它的声威。但是,由于中国进入农耕时代较早,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一直以农耕经济为主,农业对水的过份倚重,使得中国人对水的崇拜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形成了千奇百怪、无以数计的水崇拜衍变形式。水崇拜延续历史久远,影响深广,渗透到了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水崇拜,不仅可以揭示种种与水有关联的民俗事象的底蕴,而且可以探究中国某些传统精神文化现象的形成原因及构成因素。     

紫姑传说中的巫术意义

紫姑信仰作为一种世俗性很强的民间信仰曾经遍及华夏大地 ,而巫术文化则以不可抗拒之力在紫姑传说中踵事增华 ,拜偶人、穿败衣、请神、扶乩、颂祝辞、念咒语、画符 ,等等 ,各种巫术内容杂糅其中 ,紫姑传说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接纳了神秘诡谲的巫术文化的赠与。民间传说与巫术文化呈现出一种剧烈的互动态势 ,早期相对单薄的紫姑传说因为认可接纳了巫术文化的参与而获得了蓬勃生长的动力源。在此意义上 ,巫术并不单是紫姑传说中的副产品 ,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紫姑传说中不可小觑的有机组成部分     

道桥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控制分析

混凝土作为建筑行业的必要材料,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工程的整体好坏,无论是施工技术还是施工工艺,都受到极大的关注。对于道桥的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施工面临着很多通病,如果控制监管的不好的话,直接对工程的质量构成威胁。将着重对混凝土的组成材料、施工中所遇到的常规性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与佛教

在佛教的初传阶段,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以儒教为统治理念的国家体制。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只能无可奈何地妥协、从属于这个国家体制。因此,历史上虽然曾经出现过有意识地站在出世间的立场上的慧远与桓玄之间的有名的“沙门不敬王者”的论争,以及延续至唐代的“拜不拜君亲”的论争。然而,作为社会存在,佛教教团始终被置于国家统治之下。例如,出家、得度即度僧或建寺、铸造佛像等必须取得国家的承认或许可,如果违背国家统治即属违法,成为镇压对象。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教团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与发展这一问题来说,搞清楚国家统治的实施办法非常重要。可以确切地说,国家的佛教政策是研究政治     

《文明古今谈》将出版

《文明古今谈》是关于文明问题的学术性、知识性相结合的读物,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翁其银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六万字,分三部分:(一)人类文明的起源、演进和对抗;(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特征和核心,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三)精神文明与教育、家     

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与柳宗元、刘禹锡论自然与人的关系

本文对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脉络及其两个基本理论模式（孟子的天人合一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观）作了论析,作者认为,如能将天人合一观和“明于天人之分”观两者综合起来,建立一个“天人合一”———“明于天人之分”新的天（自然）人观,这或许将是从宏观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道德普遍下降,以及工农业和科技如何发展的理想思维方式     

道教与水崇拜

文章认为,道教是在中国本土各种原始自然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水崇拜作为原始自然宗教的一种类型,对道教的宇宙观、基本信仰及其它理论、神仙谱系、科仪方术等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释龚自珍《尊隐》中的“山中之民”——兼论龚自珍早年的革命思想

《尊隐》是龚自珍(1792—1841)自称其少年时所作之“高文”,素称难读;而“山中之民”则是《尊隐》中的中心词语。搞清“山中之民”的实在含义,对读通《尊隐》和正确评述龚自珍早期思想,关系很大。关于“山中之民”的含义,学界迄无定论;对《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思想,因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指的是农民,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的思想。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只把扫荡黑暗、促进未来社会巨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人才’身上,那些‘鄙夫、皂隶’们是没有份的”思想。有的认     

创建东亚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具体构想及实施路径

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结构急需扭转。2009年9月21日,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向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议＂共同构建东亚共同体＂。这项提议对推动世界经济向均衡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能促进东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促进世界三足鼎立新格局的构建,引导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