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高职产学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高职办学要上质量、出特色,离不开产学间的合作。而产学合作不是高职院校内的内部事务,它是学校与企业、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发生、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非常明显。我国目前高职产学合作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政府有关职能的发挥和推动作用对高职产学合作的发展至关重要。     

后WTO时代中等城市零售商业的出路

中等城市零售商业在后WTO时代面临着大城市零售商业企业的强大竞争,迅速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对它们的发展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对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业务流程等进行必要的调整,包括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水平以及与大城市零售商业企业合作,来共同致力于中等城市零售商业的发展。     

《春香传》与中国古典文学

“‘春香传”不仅是李朝文学领域中最好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最宝贵的民族文学遗产之一”,“并且也应当看成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世界性的不朽杰作之一”。具有这样的文学价值和地位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透发着来自鸭绿江、图门江彼岸文明古国的文化思想气息,诚然,这没有冲淡或委婉地否定了《春香传》所呈现出的“较浓厚的民族特色”,只是说,它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关于高校教师敬业精神的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是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好,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学校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基地。传播、建设精神文明,培育“四有”人才,离不开教师的辛勤劳动。他们言传身教,使学生增长知识,学会做人。正由于高校教师思想品德的状况,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必须把师资队伍的思想品德建设放在首位。敬业精神是师德建设的基础,是教师职业素养的基本要求。要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必须从敬业这个基础环节抓起。     

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方式侵入中国,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经济方面,“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从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起,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止的一百多年里,在帝国主义开设的数十家银行中,势力最大的,是英国的汇丰银行。这家银行对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借款和其他业务活动,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从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和居于统治地位的事实。     

第九届中国重庆高交会暨第五届军博会喜结硕果

4月11日下午,历时4天的第九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暨第五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落下帷幕,495个高新技术项目签约,合同交易额达到346．93亿元,比上届翻了一番。其中,技术交易项目409项,合同金额122．45亿元：平台建设项目86项,合同金额224．48亿元。     

供应链核心企业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研究基础上,发现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研究忽视了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界定和生成运动机理的研究,因而对核心企业生成及运动轨迹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就显得非常必要与迫切。     

基于ARMA模型的台湾对大陆出口额预测研究

本文根据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情况,利用1978——2012年度台湾对大陆出口额数据,运用ARMA模型对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金额进行分析研究,并进行了短期预测。通过分析研究,发现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在逐年增加,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这一结论为今后大陆与台湾贸易合作提出指导性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尤其对于台湾制定对大陆经贸政策更具指导意义。     

荣振园林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简

针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问题,以荣振园林公司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全过程为分析背景,运用综合归纳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预算组织体系和预算流程两个方面分析了荣振园林公司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情况,公司存在预算组织体系不完善、预算编制模式单一、预算执行较差等问题。提出了增加预算监督部门和完善全面预算管理流程等相应的改进方案。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旧领”为贞观十三年,“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