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评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和各地区先后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建设民族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东南亚华侨社会在二战后也逐步转变为华人社会,并且成为东南亚地区多元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人社会在二战后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华人政治和社会地位变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将二战后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系统地考察和分析其社会地位的演变与发展,相对而言则显得较为薄弱。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庄国土教授主持完成的《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     

“老字号”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老字号"企业的全国性问卷调查,分析了企业特征、市场状况、经营状况和社会资本对老字号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一线城市的"老字号"经营状况较好,与外企竞争的"老字号"创新能力较强;"老字号"技术创新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老字号"重关系、轻技术和自我满足、缺乏创新的倾向值得关注。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

价值自觉是价值自信的基础和前提,价值自信是价值自觉的结果和归宿,只有高度的价值自觉才能铸就充分的价值自信.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觉才能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必将铸就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认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的必然选择和本质体现,必将激发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无穷创造力和战斗力,谱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崭新篇章.     

网络的外部性分析

以网络外部性来作为分析网络经济效果的切入点 ,不但能清楚了解网络的特性与优势 ,更能对网络优势与其所造成的冲击进行经济分析。无排他性与普遍性是网络最重要也最特殊的特性 ,网络外部性有互依性与非补偿性两项重要的特性。网络的供需调整方式与传统一般产业的供需均衡分析有着很大的差异     

新时代天津夜间经济发展环境与路径选择

夜间经济繁荣程度逐渐成为衡量现代化城市活力的风向标。2018年天津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打造以“夜津城”为主题的夜间经济。笔者梳理了夜间经济的内涵特征及相关学术研究,通过案例归纳城市夜间经济繁荣的关键成功因素,利用SWOT-PEST分析法解析天津夜间经济现状,对天津夜间经济发展路径提出建议。     

面向服务的复杂成形装备产品架构设计与优化

复杂成形装备作为高端制造产业的基础装备,是各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同时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装备制造业创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复杂成形装备产业的制造模式、发展战略以及产品的开发方式。本文研究了面向服务的复杂成形装备产品架构设计与优化方法。采用公理化设计的域结构思想,建立需求域、功能域和架构域之间的映射关系;提出了基于QFD的功能生成方法以及功能模型约简方法;利用DMM建立产品架构和服务架构之间的关联关系;利用模块化理论方法,并考虑成本因素对产品架构进行优化。     

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及其反思——以隐私权的转型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持能动的态度,采取将个人信息附属于隐私权的保护方式。然而伴随着隐私权的现代性转向,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附属保护模式却遭遇了困境。无论从权利配置还是从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运作来看,个案裁决的救济方式都无法建构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通过创设以私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实现对私人信息在收录、使用、保存和管理等阶段的有效规制,并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无疑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应然路径。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与对策

近年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了贸易额增长迅速、留学服务成为国际教育服务的主要提供方式、发达国家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领域占据巨大优势和主导地位、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等特点。这对我国教育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教育产业应正视挑战参与国际竞争。     

地方高校函授本科教育实践的审视与思考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高等教育尤其是函授本科教育更好地全方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定位模糊、教学体系缺乏内涵、监督体系落后,是目前地方高校函授本科教育质量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该文对地方高校函授本科教育实践的现状进行了剖析,针对地方高校函授本科教育提升策略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明确办学属性、转变办学定位与目标、创新教学模式、革新监督体系等方式提升教育质量,以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中韩网络实名制之精神分野与网络管理理念更新

网络实名制身份验证制度的技术性、工具性以及伦理特性压缩了实名制的功能。中韩实名制规范意旨以及社会功能存有分野。韩国实名制旨在治理“恶意回帖”、“网络恶搞”等网络暴力行为,以净化信息网络环境,增进社会福利。我国网络实名制作为转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对网络形成一定的行政约束力,也反映了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等行政活动之监督以及回应。韩国过分倚重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伦理导向却在黑客技术面前不堪一击,引发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也加深了源起于科技负效应的社会、文化裂痕。我国应调整规制网络暴力之逻辑思路,即加强民事立法的赋权,从个人数据资料保护的角度进行制度建构,在一些需要更多技术营养的社会领域发挥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而对网络市民社会的“声音符号”以及“决策监督”,我们要有更多的远见,以宽容、保护、引导其发展。当法律遭遇新兴科技冲击,人们不仅要处理科技与法律之关系,更要关注科技、法律以及文化三者之间的对话与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