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性善论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

反思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与中国现代治理的关系,我们发现,从社会历史哲学的元问题即人论的角度看,正是由于传统人性论的性善论使得中国的管理文化传统缺乏社会监督机制.     

传统孝道的传承、弘扬与超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对传统孝道的肯定重视、弘扬推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现象呢?第一,回家的客观需要;第二,亲情的精神呼唤;第三,传统文化复兴的必然结果。孝作为一种传统价值和道德,它对我们现代社会生活有哪些价值和助益呢?在我们看来:第一,有助于当代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第二,有助于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和谐,进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第三,有助于推动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第四,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传统孝道的创造性超越,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传统伦理的角色等级秩序和现代伦理的自由平等精神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新礼治秩序。     

儒家孝道与当代中国伦理教育

当代中国伦理教育,在汲取传统伦理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如何对待孝这一儒家文化的原发性的首要观念和德行。我们必须厘清传统之孝与现代之孝的区别,在传统社会,孝是首德和泛德;在现代社会,它只能是子德,是基础道德。传统孝道既有亲情的民主性的合理内涵,也有封建性糟粕,新孝道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亲子平等。掌握孝道的“爱敬忠礼”的伦理精神本质,有助于提高现代孝道和全部伦理教育的水平。     

诚信与社会全面进步

本文从伦理角度分析了诚信的基本内涵、传统诚信与当代诚信的关系、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关于诚信的基本理论问题 ,认为诚信是经济繁荣的精神基础与客观法则 ,诚信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可靠保证 ,诚信是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 ,在加强诚信建设过程中 ,应积极开展诚信道德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发挥社会作用的机制较制度建设要间接一些、缓慢一些 ,但却更深刻、更持久 ,因此要常抓不懈 ,并且抓出成效来     

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反思

和平主义的中国民族性,是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并在不得不战的情况下而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质的民族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涵育下,中国人性格中具有一种厌恶战争,而期求和平与安定的心理定势和行为选择取向。这种民族性自有其在传统中国社会形成的内在原因和机制:首先,地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封闭性、辽阔性、富庶性是和平主义产生的自然条件;其次,农业经济的稳定性、自足性也是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长期的大一统帝国政治心态,是产生和平主义之中国民族性的政治原因;最后,中国文化重视和谐价值的特质直接培育了和平主义的民族性。当代和平主义的民族性,是传统和平主义民族性与近代中国人民爱国抗争精神的有机统一。在当代,弘扬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要以维护祖国的独立自由、主权完整、富强尊严为前提。另外,科技先进、经济繁荣、国防强大与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是当代弘扬和平主义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笔谈

编者按: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党的八十华诞,根据兰州大学党委的安排,我刊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笔谈"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校内外党史专家、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学者及有关领导十余位参加,共收到学术论文16篇.     

社会公德新论

什么是社会公德?可以做广狭两种理解:广义的“社会公德”是相对于“个人私德”而言的。实际上它指的是道德的社会面也即除了个人品德以外的所有涉及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我国伦理学界有人把“五爱”也看作我国公民的公德也许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其实,以笔者浅见,“五爱”准确地应表述为“国家道德”,因为它体现着我们的国家意志并经国家宪法确认,要求每个公民要做到的。 社会公德的特定含义或狭义应是专指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人性而形成的,人人必须做到的,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人类简单的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也即     

论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的特点与影响

传统人性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社会性、道德性与乐观性等方面,即社会关系性的人性本质理论,道德性的人性特质规定,人性善的乐观性信念。它们对中国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社会关系性的人的本质理论导致了社会本位、整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趋向。第二,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道德本位的德性主义文化。第三,乐观性的人性论信仰,使文化与社会控制仅有劝善激励机制而缺乏防恶约束机制,因而容易形成人治而忽视制度建设。     

改革与人的道德价值标准

改革的主体是人,改革必须依靠一批德才兼备,开拓进取,富有改革精神的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延缓改革的进程。对人的价值评价,褒扬和贬抑,不仅会影响以什么样的标准起用怎样的人来进行改革,而且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因而对改革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的价值问题,不仅可以从人的社会价值方面,还可以从人的道德价值等等方面去考察。在人的社会价值标准问题上目前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看来,人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在我国,在今天,首先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但是,对于人的道德价值标准,不论是在某些人的思想观念中,还是在某些同志的理论文章中,都还存在着一些与改革相背的观点。如何使对人的道德评价能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改革,如何使人的道德价值标准的研究和宣传与改革精神相适应,以发挥共产主义道德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是摆在我们伦理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所谓人的道德价值标准,就是什么是评价一个人道德价值的依据。如何使道德价值的评价标准适应改革的需要呢?这就要     

自爱论

自爱,作为个体在人生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的热爱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意向,它是人的主体性在个人身上的高度凝结和积淀。它包含着对自我的认识、评价、肯定、尊重、发展、超越、控制等诸多丰富内容。自爱实际上是对个体主体性(或个性),人的本质力量的真、善、美的热爱。这种观念和感情必然体现为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中的独立性及其所达到的自由境界。一为使我们的“自爱论”不致有个人主义之嫌,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社会性和主体性(或个性);自爱与爱人;自爱与自负的的关系。我们认为人性是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作为个体,人是社会性和个性的统一。人不仅是以自己的社会性与自己的祖先相揖别的,固然,人确实只有依靠其社会性、群体性才在与自己的“祖先”——自然界、动物进行斗争时才能获胜,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