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首先见之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中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于当时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我国的建设纲领和目标,是1982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思想,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多次提出过,1979年3月底,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中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5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随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概括了十条;赵紫阳     

必须关心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批判“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观的谬论

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转弯抹角地把按劳分配说成是所谓“物质刺激”而大张挞伐。“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紧紧跟上,把姚文元的谬论更加明白地和盘托出。一九七五年在国务院领导同志     

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意见——给陈瑞铭同志的一封信

瑞铭同志: 接到来信,得知您和胜昌等同志正在编辑国内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各种看法的文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承嘱要我也写一篇,这倒叫我有些为难,因为我认为现在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客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很难谈到什么体系。所以,在目前,我是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研究的“取消派”,我强调当前首先和重点应放在专题研究上。我也没有拜读各家关于“体系”的论战的大著。因此,应该说,我的发言权是很小的。您提到我曾经参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64年再版。简称“上海本教材”)的编写工作,那倒是对的。当时参加“上海本教材”的有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同志。我自从调到北京来以后,没有再从事编写教材的工作。他们确实作了更深入的研究,雍、蒋二位同志是各有“体系”的了。提起六十年代初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首先我要自我批判。“文化大革命”前,我即使写了一些不象样的东西,独立思考也非常之差,离现在被称作“思考的一代”的青年相差甚远。写的东西往往是政策解     

要进行创造性的教学和研究

要谈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问题,必须从我们研究生院的实际出发。作为我院教学对象的研究生,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不同。他们大都学过大学里的四门政治理论课,多数还读过有关的经典著作,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从我院的培养目标来讲,又与培养自然科学的研究生不同。我们所要培养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办好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已两周年了。这是光辉的两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取得了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得了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创造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     

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坚持政治挂帅

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济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經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又說:“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政治挂帅就是无产阶級的先鋒队——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是我們在进行一切工作时,必须以无产阶級的政治路綫作为指南,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从工人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我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充分証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挂帅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和今年的继续大跃进,     

努力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又明确地宣布,从一九七九年起集中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国民经济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并指出,这是我们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必须努力打好。     

《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同志来杭州作题为《〈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产物。《决定》区分了制度与体制,前者指的是基本制度,后者指的是具体制度。这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改革的是社会主我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兼论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关于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它涉及怎样看待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等问题.但是,它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在理论上含混不清,在实践上作出的措施,也就往往不符合客观实际.种种误解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