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三“执”

文章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失语"与转换,宏观与微观,现状与历史三对问题入手,提出了独特见解。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这多方面的贡献确立起顾炎武诗学在清初诗学中的独特意义和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江南春》琐语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寇准《江南春》寇准这首《江南春》,音韵优美,情景交融,是烩炙人口的名篇。胡云翼先生《宋词选》中选入了它。先生说:“这个词调没有别人填过,可能是作者的自度曲。”(《宋词选》5页)我认为这首《江南春》不是词,而是一首诗。我孤陋寡闻,不知在历代词中还有无填此调者。据先生说没有。但诗中是有这种格式的,这是一种三五七言的格式。李曰华《竹懒画藤》(一九三六年中央书店出版)中有一首《画扇与王季延》,校订者沈亚公标点为:村烟淡树烟,浓野白稻花。雨沙白芦花,风鸥乌伴人。林影下喜君,诗句似鸠蒙。     

祖饯诗会上的明星──郎士元

本文认为唐大历时代的诗人郎士元之所以在送行诗上为人称道，主要原因在于他掌握了一套写作送行诗的结构模式，他把这种结构模式随意调整而写出应酬之作，在技巧上超越了他人；文章还指出，尽管如此，在对郎士元的评价中，古人也有过高之处，比如说他近于谢灵运或与钱起齐名，都有失公允。而郎士元诗作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如对仗不工，造句不精。因此，郎士元在大历时代得与钱起齐名，纯粹只是因为饯送诗而已。     

《中国诗学》十年

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不仅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多元化 ,学术观念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的态势当然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的后现代思潮来解释 ,但我更倾向于认为 ,是多元化的出版方式使学术观念的多元并存成了可能。 1 994年王德胜在《东方》第 5期上发表《“民间的”学术景观——— 90年代大陆“学刊现象”》一文 ,劈头就说 :这是一个令人相当费解的现象 :正当大陆学术界纷纷抱怨和叹息学术研究不大景气 ,学术著作出版愈加困难的时候 ,长江南北 ,从向来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 ,到人文风气久积不…     

近年“文学史学”研究述评

80年代后期,在方法论热的学术背景下,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其明确标志是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开辟的“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一口号的提出,无疑与80年代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解放、学术转型和知识增长密切相关。思想解放直接引发文学观念的变革,并带来文学理论的重构。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急速的知     

清初钱塘诗人和毛奇龄的诗学倾向

一个地域的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气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复杂和多变，不仅造成不同时期时尚的异趣，经常也带来区域内部风格的差异。在浙江这一文化区域，浙东和浙西的风土民情历来就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如果将这种不同追溯到六朝时期，有点显得过于牵强的话，那么至少到唐代，我们已可看出浙东和浙西常成为浙江的两个文化中心。到明清之际，杭州因地理密迩苏州、松江两府，习尚更多地带有江南的文化色彩，     

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清初王士礻真与赵执信两人的关系及其诗学论争一直是诗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学界通常将两人始亲终疏的关系说成是论诗宗旨的不合。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考辨 ,可以论定两人关系的恶化主要因为赵执信性格的褊狭和狷急所致 ,意气之争多于诗学观念的歧异。赵对王的批评基本不能成立。     

世纪之交的文学史展望——‘95香港“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史研究,正像整个当代学术的发展一样,进入了转型时期,其在学术观念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即为由逻辑或形而上学向文学的历史本体的回归。这一转变意味着如下一个事实: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由点——著名作家、经典作品,转向面——思潮、流派、群体,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重新进行清理。这种工作基于不同于往昔的理念,即视事实认识的重要性高于价值判断,学者不再专注于作家的取舍(精华、糟粕之分)、等级、品第高下,而是首先着力于清理事实;不是醉     

清代诗歌声律学著作举要

声律学为清代诗学的专门之学 ,尤以探讨古诗声调学说为核心 ,涌现专书数十种。本文叙录作者寓目的清代诗歌声律学著作二十种 ,概述其作者生平、全书内容及版本流传情况 ,并略评其得失及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