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放式路网在天津的实践发展

我国对环放式路网的研究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城市环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但大多只注重定性分析环路的作用或侧重环路建设中的具体工程问题．仅有天津等部分城市开展了系统研究。本文以天津三环十四射典型多层环放式路网为例．剖析其原有布局模式及其对城市与交通发展的影响．     

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

黄宗羲在以精深的学术思想影响清初浙江学术的同时,也以其宋诗倾向及对《宋诗钞》编纂的实际参与,给予清初浙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以潜在的影响。诗学虽不是他擅长的专门之学,但他对诗歌的见识往往深刻过人。他的"诗史"理论在清初诗学中独树一帜,他编纂的大量文学选本开了浙派诗家诗史研究的先河,最终形成具有浓厚史学倾向的浙江诗学传统,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清初诗学史的进程。     

二冯诗学的影响与虞山派诗论

常熟的学术和文学在清初江南文化区域中显出特别的风貌,钱谦益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开虞山诗派的先声,身后形成宗法冯舒、冯班兄弟和宗法钱陆灿的两个分支。二冯发展钱谦益诗学中的晚唐倾向而形成自己的特点,他们编纂、注释和批校的几种诗歌总集、别集,藉当地发达的图书收藏、刊刻和流通渠道广为传播,确立了在虞山诗学中的主流地位,有力地影响了江南一带的诗歌风尚。当时虞山诗人辈出,陆贻典、钱陆灿、钱良择等在诗学上各有造诣,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虞山诗学的内涵。赵执信对冯班诗学的推崇和表彰更将二冯诗学的影响推广到全国,对康熙中后期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初江南诗学散论——以吴梅村、尤侗、汪琬为中心

江南诗学在清初诗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代表着当时诗坛拨乱反正的意识,涌现出众多有影响的诗论家。吴伟业、尤侗、汪琬三位作家,虽不以论诗著称,但诗论都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很难归于当时的各种流派,体现了江南诗学话语的多元倾向。     

唐宋、才学之争的消弭——乾隆间性灵诗学引发的焦点话题

袁枚性灵诗学整体上颠覆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后,在诗学理论中产生强烈震动,促使学人对传统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重新加以思考.其中与唐宋诗之争、传统和个人才能相关的论争是当时诗坛最关注的问题,许多重要诗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形成乾隆诗学的焦点话题.由唐宋诗之争入手,分析其诗学话语背后的诗歌史和诗学史背景,以及传统的才学之争在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三个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和发展趋向.     

树立优良学风加快体制改革

2002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考察我院时,特别强调了学风问题,要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的优良学风,并指出“学风优良是科学研究的保证,学风不正是科学研究的大忌”。江泽民同志的这番话,对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学风问题是有力的针砭,从战略的高度为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

文体互参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习见现象,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在诗词曲之间,在古文和时文、辞赋和史传之间,甚至在韵文和散文两大文类之间,普遍都存在着互参现象,并且互参之际显示出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即高体位的文体可以向低体位的文体渗透,而反之则不可。这种定势及其艺术效果因为在书法中表现得最为直观易解,所以古代批评家常用书法来比喻和说明文体互参中的这种体位定势。书法术语破体也在唐代被引入文论,又在宋代浓厚的辨体意识中与本色构成一对有关文体互参的互补性概念,左右着人们对具体文体相参的审美评价。以高行卑的美学依据,实质就是木桶原理,即作品整体的风格品位取决于体位最低的局部,以高行卑可以提升作品的风格品位,反之就会降低作品的风格品位。不过问题的复杂在于,在跨文类互参之际,由于涉及文体的功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例外。     

“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

“吏隐”向来是作为归隐的过渡阶段 ,历来吟咏吏隐者莫不以归隐为终结理想。姚合的贡献在于将这过渡阶段作了放大 ,他的名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丰富了吏隐主题的蕴涵 ,发展了它的表现手法 ,从而使士大夫诗歌的这一基本主题得到了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