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礼仪视野下壮族社庙祭祀仪式的民族社会学考察 ——以广西马山县内过屯为个案

壮族的祭祀仪式是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来展现其信仰根基和精神依托的.广西马山县内过屯壮族社庙祭祀仪式的实践过程充分表明,虽然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壮族传统的祭祀仪式实践方式正在经历由规则向策略的转变过程,并不断呈现新的表现形式,但壮族民众依然能通过这一整套的仪式来完成对自身信仰的延续和社会关系的整合.     

试探元代在广西民族地区的屯田

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巩固边防,元政府在广西民族地区广置屯田,并取得良好效果。元政府的重农政策和措施,民族问题和边界问题的复杂性,民族人口的增长等因素,促成元代在广西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屯田生产。屯田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大元帝国南部边疆的安全,客观上推动了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及民族地区社会风习的变迁。     

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

宋、元两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呈明显的落差现象.宋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兴盛期,科举考试、学校与书院教育取得较大进展,这跟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空前发展分不开.元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中衰期,科举不盛,学校与书院教育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与当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及广西地区社会局势的动荡不无关系.尽管发展情况各异,宋元时期广西的文化教育在整个古代广西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均应占有一席之地.     

旅游视角下忻城土司文化资源深度开发的战略机遇及其品牌强化策略

广西来宾市忻城县经过多年努力,在土司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但因缺乏深度开发,导致土司文化资源利用率、认同度、知名度和影响力低,土司文化旅游品牌效应尚不明显。在文化旅游已成为当今国内外普遍推崇的重要旅游形式和土司文化富藏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背景下,忻城县应抢抓战略机遇,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对土司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实施土司文化旅游品牌强化策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土司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后申遗时代土司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视角

2015年中国"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昭示着中国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各土司文化资源富集区在积极推进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将在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上推进土司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资源与经济优势,实现土司文化价值的最大化.新形势下,市场引导,品牌引领,创新驱动,差异化发展,无疑是实现土司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     

南丹县土司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探研

绵延近千年的土司统治,给南丹县留下许多珍贵的土司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对深化南丹县地方史与民族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当今南丹县域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价值。南丹县应加大对土司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利用力度,依托土司文化打造县域旅游品牌,强化县域旅游的文化特色,丰富县域文化旅游的内涵,增强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促进南丹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