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

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标志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回顾京津冀地区1976年至2014年间的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并利用相关数据对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的效果并不显著。综合分析,未处理好北京与首都、北京与天津、北京与河北的关系是导致京津冀地区无法真正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关键原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推动未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可采取的措施。     

中国各省份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测算——基于ANP模型

通过回顾国内有关城乡统筹研究的文献,在分析现有AHP方法、聚类分析、主因子分析方法的优点和缺点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全面性、代表性、可比性、科学性等原则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以此测算出中国大陆29省份2000—2011年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最终根据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60年历程回顾(1953—2013)

通过相关研究,将出台第一个五年规划的1953年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起点,2013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第60年。通过搜集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相关资料以及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分为四大阶段:看似均衡实际非均衡的发展阶段Ⅰ(1953—1978年),看似非均衡实际也非均衡的发展阶段(1978—1997年),看似均衡实际非均衡的发展阶段Ⅱ(1998—2008年),看似均衡实际也均衡的发展阶段(2008至今),并对未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要趋势做出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和发挥区域发展战略作用提出针对性建议。     

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我国城镇化战略实施路径研究

我国目前坚持实施的以小城镇作为城镇化战略重点的城镇化思路,既不符合城市规模变动的一般规律,同时,我国的小城市也缺乏提供大量就业的能力。如果再考虑到这种思路所附加的多重目的,按照这种思路实施城镇化战略的效果是很难保障的。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在地位上对大城市和小城镇一视同仁,在具体实施方针上则区别对待,最大程度发挥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各自优势,并通过加强包括交通、信息网络、金融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大城市与小城镇间的要素流动通道,让市场在政府正确的帮助下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     

北京为什么越来越大?

北京变得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北京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本文通过分析,首先明确北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规模增速"过快"的问题而不是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通过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对北京人口规模逐渐扩大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最后发现户口附带利益因子、实现自我价值因子、城市自身魅力因子以及外部因素推动因子是导致北京变得越来越大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定位,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逆城镇化危机研究

一般而言,逆城镇化现象出现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晚期。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2%,然而,农村目前可以向城市转移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只有2.4—2.5亿人左右,2012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2.4亿人。照此推算,未来应该不会再有大批新的农民工进城了。这2.4亿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已经成为逆城镇化危机是否会大规模爆发的决定因素。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日益提高的落户难度和生活成本正逐步将外来人口推出城外,而发展日益良好的小城镇和新农村则将越来越多的外出人口拉回。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两种力的合力最终导致逆城镇化危机的出现。     

新发展格局如何破解后发国家追赶发展的“不可能三角”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不同国家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后发国家在赶超过程中会遇到发展迷雾，这是制约后发国家成功跨越发达国家门槛的根本因素。由于面临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实施完全满足发达国家要求的开放战略和成功培育内生发展路径的“不可能三角”难题，后发国家在前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因难以抵挡外部力量的影响而无法成功培育内生发展路径，并最终陷入发展迷雾。运用这一机理可以剖析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内生技术供给体系无法满足技术需求、生产力无法匹配生产关系等两大难题是中国陷入发展迷雾的客观原因。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破解两大难题的具体思路已出现了足以冲击中国发展模式根基的“异化”现象。面对这些问题，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发展功能的决定性地位、发展工具的从属性地位、发展道路的独立性方向，是破解“不可能三角”难题的第三种思路。在此基础上，结合破解内生技术供给体系无法满足技术需求的两个维度以及调整优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三重逻辑，文章提出新发展格局破除“不可能三角”难题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