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济理論工作者要为五亿农民服务，首先必須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

經济理論工作者要怎样才能为五亿农民服务呢?我认为最关鍵的一条就是,改变我們自己的思想感情。但要做到这一条,不深入地生活在农民群众当中,特別是貧下中农当中,是不可能的。过去我們下农村搞經济調查,好像“滿腔热情”去总結經驗,为农民服务,实际上都是干部、     

大革命时期的梧州工人运动与广西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犹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开展。广西党的组织也在这伟大的革命风暴中,在中共两广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梧州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福建文化内涵的形成及其观念的变迁

福建文化传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古闽越文化的遗存;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传入;宋、元、明、清阿拉伯、波斯与欧洲文化相继东渐入闽.在这种文化结构中,中原汉文化是其主体构成,然而,作为区域文化,福建文化却因其能够深深扎根于八闽大地,善于吸收、融汇异质文化而独呈异彩.它在适应自然环境变迁与社会经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内涵与鲜明的特色.     

新疆农村发展股份合作制调查

1 经过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和实践,新疆农村股份合作制由试点逐步向外推广,开始走上初始发展的道路.据不完全统计,到1994年底,全疆约有各类股份合作制企业640多个,参加入股的股金约7.13亿元.这些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产生的途径,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集资新建的,一种是旧企业改造的.其中集资新建的主要是由个人或单位通过入股方式,把资金、土地、房屋、设备、技术、劳力等多种生产要素联合起来组建的.而旧企业改造的,主要是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进行转轨改制,也有少数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个体私营企业进行改组建成的.     

中国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调查分析与评估——基于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本文在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分析与评估,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对外信任度不高,社会资本同质性高,组织型社会资本缺乏,获得的制度型社会资本少。因此,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迫切需要从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向弱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转变,实现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异质性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之间良性互动。另外,农民工在建构自身制度型社会资本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予以特别关注。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测评体系研究

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测评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界定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测评的主体与客体,阐述了构建测评体系应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设计、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测评的标准、模式和方法,以期促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良性发展。     

以空港优势推进成都自贸区建设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逐步演变,自由贸易区正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向内陆延伸,形成内陆空港自贸区。成都拥有枢纽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区位优势,新兴高端产业也初具规模,因此,成都应积极探索政府职能改革,发挥临空经济区位和资源禀赋以及独特的平台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建设内陆自由贸易区,发展IT、电子商务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     

中国当代学术史自身的问题意识

有意识地开展并推动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重要活动。这对于探寻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有价值的“问题”,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于推动学术进步,进而推动全社会的进步,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但是,要建立并推动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中国当代学术史自身的问题,即你凭什么去探寻(或许也能解决)中国当代学术活动中的“热点”、“脉络”或是有“价值”的“问题”。在这里,对象表现的“标靶”问题和主体要探寻(解决)的“手段”问题,虽有同一性,但是更有区别。我们的手段会具有或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才是当…     

吴道子“浪迹东洛”述论

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入宫以前,曾在洛阳生活过一段时期。有关这一期间他的艺术生涯,为常人所忽视。事实上,在这期间,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也对前代的绘画技法作了新的探索,从而形成了“吴带当风”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法理学的主体性:关于法学中国化的思考

"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实施了十周年,中国的法治进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法治又被进一步强化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法治建设今后将是坦途。实际上,我国的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其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也许是,法治的真正根基是公民社会对权力的制约,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自觉意识。公民文化还在萌动之中,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还没有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的法律人和政治人有责任改变我们固有的臣民文化。现在,良好的契机已经到来,我们可以在和谐的旗帜下,探讨适合中国法治之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方法。作为手段的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在思想史上标志着中国主流思想的重大变化:即主导性的思想已经超越并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思维方式已由革命转向了建设。和谐的秩序是我们实现一切目标的前提。法治手段是一种趋于保守的方法,它是要用经验的方法解决问题;和谐的目标也是要把冲突控制在"量变"的范围内,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法治。法治虽然是治国的方法,但法治是法律人的目标,法治作为目标也是需要自身方法的。对这些可能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和谐社会的建设使我们更加清楚了目标和手段。和谐意味着目标的中和;法治意味着实现手段的保守。尽管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它不是自动实现的,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而是博弈的结果。和谐社会是一个合而不同、承认价值多元的社会。和谐社会也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与斗争;需要各个领域的秩序与协调,社会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和谐,因而对和谐社会的研究需要多个方面和谐。我们觉得,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法治方法本身的和谐。在法治领域,我们需要在指导思想上衡平保守与激进、克制与能动、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在方法和结果上衡平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律发现与创造等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尽力消解各个方面的冲突,尽管各种冲突在化解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有自然的成分,又有人为能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