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型担保”法效果的解释与证成

"买卖型担保"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常见手段,但目前学理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或裁判路径,适用上产生较大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出借人与借款人约定到期不能清偿借款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不利于保护弱势债务人利益,导致禁止流质、流押的适用;另一方面由于规范民间借贷监管的需要,在价值判断上认定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由此,现有解释路径存在超出"买卖型担保"涵射的范围、参照担保物权解释等两大误区。就法律效果而言,"买卖型担保"具有独立性,性质上不属于担保物权,可以在内部证成为仅属于诺成性的担保性质约定,从属于基础法律关系借款债权,区别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让与担保和以物抵债;在外部证成为可以实现与担保物权相类似的对抗效力和优先受偿的"担保"效果,具体经过预告登记保全借款债权顺位、完成所有权移转本登记实现优先受偿、实行处分型清算实施借贷监管等三方面得以实现。     

新时代高校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研究——以苏锡常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新时代推动高校党建与高校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对于提高高校党建工作质量、打造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解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难题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银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那么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银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而银行业的发展对资本市场的开放又有何助力?     

政府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机构不健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严重不足,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虽然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农民的素质不高、农村公共组织发育不良等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由于政府缺位和政府职能不能正确履行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和不健全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必须创新政府管理理念,明确政府职能,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构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切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构成初探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犯罪,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情形。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醉酒驾车单独负刑事责任的重要理论依据。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犯罪构成重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其中,醉酒驾车构成犯罪的主观心态是醉酒驾车肇事时这个特定时段的心态,行为人主观上应持有间接故意。醉酒驾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法律已经明确,但有失笼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     

试探元杂剧中的“发现”与“突转”艺术——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参照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概念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概括出的古希腊戏剧家安排情节与结构布局的两种重要技巧、手法。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尽管缺乏这两个专门术语,然而元杂剧的成功创作实践表明,"发现"与"突转"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戏曲创作之中。     

“七七事变”与江西抗战局面的形成

江西是国民党发动的十年反共内战的主战场,是红军长征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国共双方积怨之深,人民群众受压迫之重,在国内首屈一指。是七七事变,促使国民党江西当局放弃严密限制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政策、放弃反共政策,并坐下来与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及红军游击队谈判,从而在江西迅速形成全省抗战局面。因此,七七事变是江西政局由内战转为抗战的枢钮。文章从七七事变前后江西民众抗日爱国热潮的发展、国民党江西当局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为实现抗战局面的努力等方面,阐述这一观点。     

效果研究的新范式:认知传播学——“后媒介”视阈下的学科构建

认知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感知模式的提出,在当下媒介技术高速更迭所带来的社会化转型趋势中,找到了更加契合的社会生态发展空间,在认知科学与传播学的范式融合中完成跨学科的体系重构。认知传播既可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行为的空间视角出发关照主体认知的内在结构和规律,探寻以认知为本质的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又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主体认知的本质规律用于解释传播现象及衡量传播效果。     

进化论视角下的现代性判断与乌托邦追求

严复的进化论转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思潮都充满现代性判断和乌托邦追求,并用来指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它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还有较多的抽象性,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探索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践道路。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