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桂林的生活与创作

茅盾自1942年3月9日从香港脱险抵达桂林之日起,至1942年12月3日离开桂林赴重庆之日止,在桂林总共生活了九个月的时间。在茅盾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在桂林的生活和战斗。在这短短的九个月的时间里,茅盾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小说《耶稣之死》、《参孙的     

噶尔世家对唐军事战略研究

噶尔世家是吐蕃时期主要的政治世家之一,该家族先后有五位成员担任吐蕃大论即首相职位。文章根据藏汉文文献对7世纪下半叶唐蕃之间的友好来往、边境冲突进行了梳理,并归纳了噶尔世家对唐的策略特点。     

把握前沿,透析热点——评《民族理论前沿研究》

金炳镐教授主编的《民族理论前沿研究》一书把握热点,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勇于创新,澄清了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观点;彰显自信,全面准确地宣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近代盐井腊翁寺事件原因分析——兼论其相关问题

盐井地处藏滇川交界地,腊翁寺是盐井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腊翁寺事件,史称“腊翁寺之乱”,现今有必要分析这桩事件的起因。纵观历史,藏滇川划界不明与腊翁寺的特殊地理方位,以及设立盐厘局与“该寺不应”是发生腊翁寺事件的起因之一,而天主教传入盐井、招收信徒、修建教堂、强占土地是发生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从该事件的原因分析中给我们的启迪是,依法管理寺庙、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宣传“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反对分裂、维护稳定工作的重要环节。     

民族志电影的起源

民族志与电影什么是民族志电影?我们今天所说的影视人类学一词有没有什么含义?这类问题似乎是故弄玄虚,如果提问者是一个多年来致力于在教学和社会研究中普及记录影片和一般音像记录技术的人,就更是如此了。琼·多米尼克·拉约奥克斯认为,电影正在变成“一种主要的表现手段”,以至许多人类学家都把它当作表现研究成果的一种新手段。我认为他的话表达的是一种心愿,而不是正确的判断;是一种希望,而不是对影视人类学真实状况的反映。他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基本上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此外,在我看来,甚至在“年轻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中,承认记录影片的科学和教育价值的人也寥寥无几,尽管     

苦蓬草

我路过戈壁滩,看见有一种小草,人们说它叫“苦蓬草”。使我很喜爱。它虽然没有娇花艳叶引人注目,但却也长了一蓬蓬一簇簇充满生机的翠绿的小枝叶。当你顶着骄阳跋涉在那莽莽黄沙的旅途上,走得百般疲惫焦渴、枯燥昏迷,而又找不到清泉润喉、柳荫纳凉的时候,骤然看见这样几丛青绿的小草,也会使你多少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和振奋。     

超期羁押的个案正义与公民权利——C市某中院国家赔偿案件的样本分析

超期羁押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办案机关依法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后,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的行为。超期羁押是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顽疾,存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通过对2000—2010年C市某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的赔偿案件进行数据分析,结合新旧《国家赔偿法》的规则考量,借《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强化个案正义与公民权利的价值追求;在重视法律文本考察和案例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已经发生的抑或可能发生的超期羁押现象并提出针对超期羁押的国家赔偿对策,主要是实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赔偿审判机构的建设、听证制度的设立。     

扩大内需不能掏农民腰包

当前,启动消费,扩大内需成了各级政府的热门话题,于是,诸多商家、厂家纷纷“降低”眼光,瞄准了每一个身上有一点钱的人。自然,农村市场更是成为了搞活经贸极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这无疑对繁荣农村市场是件好事。但是,也有一些企业打着开拓农村市场的幌子,专打农民...     

桂林文化城记事(1938年10月——1944年11月)

一九三八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战斗在武汉、广州两地的革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相继撤到桂林、重庆等地继续开展文化抗敌活动。由郭沫若同志任社长、夏衍同志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也由广州迁到桂林继续出版。夏衍同志因此来到桂林。由郭沫若同志率领的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工作人员,也从衡阳撤退来到了桂林。接着,战斗在香港的以茅盾同志为首的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士,在我党东江纵队的组织和帮助下,冲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相继脱险抵桂。加上欧阳予倩、、邵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