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德治和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以偏废。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虽属不同的范畴,一个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一个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但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却有许多共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     

智性与德性交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 --未来道德教育发展的走向

文章通过对中西方道德教育优劣异同的辨析,对当代科技发展所造成的诸多问题的反思,认为未来道德教育必须注重智性与德性的高度完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养的相互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试论法律化的利益与利益化的法

法治社会中的利益分为法律化的利益与非法律化的利益。法律化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它还包括法律上的权力;权利与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是权力的惟一源泉,却仅仅是权利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法外不能没有权利,但法外不能有权力。而非法律化的利益并不就是非法利益,它是法律之外存在的各种利益形式之总称。假如法的二元主义学说中的“作为立法准则的法”和“作为行为准则的法”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话,那么就在于“作为行为准则的法”是“作为立法准则的法”的利益化;但利益化的法并不单单是“行为的规范”,它同时也是“利益的准则”。     

论汉代政权对民间信仰的多重政策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俗文化的核心。针对民间自发形成的信仰与崇拜,汉代政权采取多重政策,或引导支持,或借鉴利用,或排斥打击,主要取决于其是否与官方信仰及主流文化相抵触,是否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百姓生产生活。不管官方态度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民间力量,民间信仰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与官方政权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形成既配合又抗衡的互动局面,并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延续和发展。     

社会权利理论发展与“新社会权利”兴起

希腊和罗马公民权模式是社会权利的重要理论来源,欧洲及国际社会的经验事实为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作了充分准备。同时,社会权利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社会权利缺失、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三个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新社会权利＂得以兴起,它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弹性地调节社会权利与个体生命周期关系,适应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变,从而增强个体自我发发展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与此同时,使得传统社会权利理论跳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社会权利。     

“代际”和谐的伦理审视

当代人在充分运用科技认知理性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一定要注重道德价值理性的巨大指导作用。在道德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当代人才会正确分析代际闻的关系,才能充分将公平、正义等一系列伦理原则运用到代际间的关系中。只有当代人更加关注后代人的基本权利,将后代人放到与当代人平等的关系中,“代际”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科贸日语方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日语专业人才培养经历了从单纯的语言文学到复合型日语人才培养的过程。复合型日语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对全国各高校目语专业管理者和教师的一个挑战和机遇,这需要从教学理念和方法上实现一些突破。必须依托于学校科技学科的群体优势,借助学校商务、经济类学术背景,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坚持日语为本,拓展日语专业学生的科技素质,使学生掌握和了解基本的经济和贸易理论,培养学生运用日语从事国际间的科技和商务交流的技能。     

信托本质初探

信托是一种移转财产并加以管理的制度设计。它是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者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围绕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分配而展开的①。依据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可以将财产转移给他信任的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此时,受托人要保证真正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使收益归于受益人。从中可以看到信托区别其他财产称转管理制度的根本特质,就是将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收益主体相分离,即所有权…     

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审查探析

建立有效的行政立法之合法性审查机制是解决日益严重的行政立法冲突的唯一途径。这种机制之正当性则渊源于正义论等原理和法制等原则。目前,世界上存在议会审查、司法审查和专门审查等三种合法性审查体制,就我国而言,建立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专门审查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生物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与制作

中国加入WTO后 ,民营科技企业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困难和挑战更加严峻。企业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 ,实现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制度创新须解决好两个问题 :一是创新成本问题 ;二是创新与借鉴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