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记在我校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讨会”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我国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当前,全国各界就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为此,兰州大学、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中国蓝星化学清洗总公司、西北油漆厂等单位于11月21日在我校联合举办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讨会”。来自全省理论界、学术界、企业界和党政机关的百余位代表,及省上有关部门的     

清末至民国日本对云南政局的影响

清末至民国,日本在云南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势力无法与法国、英国相比,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一直没有机会在云南立足。晚清中国兴起的日本留学潮为日本进入云南起到了铺垫作用,开埠通商和滇越铁路的修筑为日本人员和商品进入云南提供了契机。同时,云南政坛中留日学生逐渐崛起,在军界、政界、学界、商界中占据重要位置,民国初年借助留日学生之力日本扩大了对云南政局的影响,积极派遣外交官、军事教官、工程技术人员,输出军事装备、工业技术设备、日用商品。     

世界级旅游景区建设研究——以语言景观国际化为视角

“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成为我国4A、5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遗产景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得以明确。一般来说,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应具备现代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品质化的服务质量。“语言景观”作为世界级旅游景区建设工具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通过蕴含语言元素的图像、声音、历史等不同方式与旅游景区建设相互作用,为推进国内旅游景区建设的地方化、现代化与国际化以及旅游服务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将分析语言景观国际化为我国世界级旅游景区建设中提供的发展优势与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在此视角下为当前4A、5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遗产景区的升级和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它们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探讨了两种模式制度变迁的前景,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来看,依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     

中介机构参与下联盟企业知识转移的三方利益博弈分析

知识转移是企业保存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介机构在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考虑了企业的不同心理压力,首先建立了联盟企业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其次构建了考虑中介机构参与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分析和讨论三方收益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在直接知识转移博弈中,转移主体的收益大小与自身的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而与对方的心理压力呈正相关,同等心理压力下知识转出方占优;中介机构参与博弈情形下,中介机构作为协作角色的博弈收益仅受博弈双方心理压力影响,且与知识接收方协作可获得更大收益,而主导角色博弈情形下收益受到三方主体心理压力的综合影响,并在主导知识接收博弈时获得收益更大;中介机构的角色选择与知识转出方心理压力变化相关性不明显,主要受到知识接收方及自身心理压力影响。     

人文湾区海洋文化的建构维度、内涵意蕴与开发策略

海洋文化是人文湾区的重要内在基因,由岭海地域、中华民族和全球一体三重维度建构而成,串联起粤港澳区域内外的岭南文化、华侨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通过建立健全海洋文化开发体制机制、创新打造海洋文化特色产业品牌、培养树立全民海洋文化观念意识、全面推进当代海洋文化学术研究等,协同推进人文湾区海洋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海洋文化高地,并夯实海洋强国建设的文化基础。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及其现实改进

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特色和亮点,但《反垄断法》实施五年多来,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方面成效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反垄断法仅授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行政性垄断的"建议权",将行政性垄断行为排除于司法诉讼之外,规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情况。为此,亟待健全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重构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体系,还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