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

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可增加“历史记录”。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理解出偏差,又找到了“历史回顾”。为了说清楚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之分,提炼出了“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一对概念。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分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初生产活动,是一种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是增量研究,历史研究是存量研究,是“有中更优”。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可以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象空间,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加强历史记录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然后采取相应的有效步骤与技术。     

《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

明朝没有起居注制度,只能临时征集资料修纂实录.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主要向中央各部与地方征集.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前期,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地方征集史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万历以后,由于建立了起居注与六科章奏制度,出现了邸报,实录编纂以朝廷积累的史料为主,对征集地方史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忠孝节义"人物,翰林诸官在实录记栽中占了优势.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从嘉靖开始,明实录有所传抄,向外传播.晚明实录的向外传播,促进了当代史纂修的发展.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邵廷采《西南纪事》与《东南纪事》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体现邵廷采历史叙事成绩的《西南纪事》《东南纪事》两书的成书时间与流传、体裁与内容、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了分析。     

朱国祯及其《史概》初探

明代史学,前期虽然比较微弱,但嘉隆以后的史学,尤其是私史的撰写,却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朱国祯的《史概》是其中一部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且史料价值亦比较高的明史著作。但几百年以来,《史概》一书却一直以善本书籍,沉睡于各大图书馆内,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这是很遗憾的。为此,本文着重谈以下三个问题,即朱国祯的生平与著作、《史概》成书过程与背景、《史概》之体例。1 朱国祯,字文宁,号平涵,又号虬庵居士,明乌程(今浙江吴兴南)南浔镇人。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卒于崇祯五年(1623),先世为陕西泾阳人,北宋末以从征方腊,始徙居南浔。朱家并不富裕,祖父朱经时,尚“且贾且耕,困于赋役”;父亲朱守愚时,家财略有所增,有田一百六十四亩,因而朱国祯常以“农家子”自居。朱国祯的父亲和叔叔都是老秀才,因而,尽管朱国祯襁褓中时便多病,仍“遍择名师教之”。遗憾的是少年时代的朱国祯并不喜欢读枯燥乏味的举子书籍。史称六岁至九岁,《中庸》和《论语》只学了一半,《春秋》亦仅强记而已。因而,十二岁应童子试,落选。但朱氏对史书却有特殊的爱好。     

由隐居而出仕：王应麟及其后裔在元代的人生轨迹

元朝宁波著名的王氏家族，经历了王应麟、王昌世的隐居生活，王宁孙的欲出而止，王厚孙的入世尝试的转型。王应麟祖孙三代的历史，正好是一部元代宁波士人历史。通过他们三代行迹的考察，可以一窥当时南方士人与政府间的由排斥而逐步合作的历程。     

论李贽对义理史学的系统批判

李贽研究，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课题，有关论文、论著相当多。本文是从以下三个视角来重新认识李贽的：一是明中后叶的义理史学批判潮，二是历史重构理论，三是市民史学。一、李贽对义理史学方方面面的批判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编《藏书》，无疑是一种"旧题新做"活动，即材料是旧的，但转换了视角，对旧材料做出了新的诠释，得出了新的结论。用他的话说，是作史，而不是述史。"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①《藏书》是一部和"旧时公案"风格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重构之作。所谓"旧时公案"，不是指…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论明中叶当代史研撰的勃兴

通观有明一代的史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洪武至正德间一个半多世纪中,当代史研撰领域显得十分苍白,这一时期个人撰次的有关本朝事迹的史籍,依其体裁,大致可厘为三类,一为载事类始末的杂史,二为记朝野掌故闻见的笔记,三为述名臣言行的传记集。这些载籍,“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路”,再创作成分少,体例上也不够成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史著。而到了嘉靖时代,尤其是嘉靖中叶以后,史坛则出现了一股人各操觚,撰修当代史的热潮。以后,此风就一发而不可收。有明中叶,史坛为何会出现这一热潮?它又有哪些特点?这是令后人十分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