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进程中的收入分化与社会风险——基于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收入分化和多数社会成员的低收入水平是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当利益受损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具有颇为明显的针对政府的抗争倾向.相时而言,低收入阶层的抗争倾向更加明显.在进行抗争的时候,不论哪个阶层,都倾向于采取集体抗争的形式.防止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和建设"强政府、强社会"型国家是中国应对今后的社会风险的基本途径.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贫困社区的影响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通过政策安排、资金配置、村级项目实施等环节对贫困社区产生影响.恢复重建总体政策安排促进了灾区经济社会发展,但贫困社区从该宏观过程中受益的程度相对较低.资金配置体现了向贫困村倾斜的意向,但贫困程度重的县(市、区)实际落实的资金相对较少.村级项目实施推动了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将比较突出,贫困社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可能不减反增,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深入结合仍面临挑战.     

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的实践及其启示

国际扶贫主体有效参与中国扶贫开发的过程,本质上是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的过程。从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的历史实践切入,发现不同类型的国际扶贫主体在中国场域并非独立运作,而是透过一定的媒介或路径进行减贫经验的中国化。政府间国际组织利用与中国政府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在密切配合国家扶贫政策实施的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进行减贫经验的中国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并不直接寻求中国扶贫制度的创新或大范围贫困面貌的改善,而是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合作,注重微观项目的有益性和可复制性,减贫经验在合作伙伴的理解认同中实现中国化表达。外资企业将扶贫视作促进资本落地的制度化工具,通过瞄准农村社区投放扶贫资源,抑或将贫困群众纳入自身产业链条,在增强社区脱贫发展能力中促进减贫经验的中国化。国际减贫经验中国化的发展实践为制定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战略策略提供了重要借鉴。     

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监测评估的主要内容

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灾区贫困村恢复重建是按规划推进的,其监测评估具有预防、纠偏、总结、知情参与、责任与合法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恢复重建监测评估内容涵盖恢复重建需求、恢复重建规划、组织过程、质量与效果等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前后相续,共同决定了恢复重建工作的水平.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扶贫互助社与基层社区发展——四川省仪陇县试点案例研究

扶贫互助社促进了社区认同,提高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其社区化管理搭建了平台,揭示了乡村治理的新方向.虽然扶贫互助社的发展仍面临社区发育、制度与文化环境的制约,但其背后的利益机制、增权机制和社会融入机制表明,扶贫互助社在创新扶贫途径、创新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具有重大突破.     

扶贫开发历史机遇期与战略创新

随着国家总体发展格局的演进,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推进贫困地区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将"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作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基本思路,抓住了历史机遇期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