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范式转变

实用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经验到语言的范式转变,这一转变表面上是由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新哲学促动的,其深层原因则是由实用主义的基本哲学精神所决定的。实用主义是以＂危机—哲学的改造—生活＂的动态模式展开的,这就注定实用主义不会固守一个理论阵地。范式转变使得实用主义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从而实现了20世纪末的复兴。     

论欧阳修的音乐思想

欧阳修深受历代儒家音乐思想的影响,极为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音乐在政治和教育中的教化作用。他崇尚古雅,排斥新声,讲求中和,以平心正体,修身养性,实现君子以成,天下以宁。他推崇《周礼》,积极倡导恢复礼乐,并将礼乐制度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用礼来规范社会、约束人民的行动,用乐来教化民众,从而为整个国家一统的政治思想服务。强调以《周礼》为本,唐朝为范,但又不主张盲目崇拜,认为当政者应当有所选择。对民间音乐,他有着积极的态度,不但用诗词描述和记载一些风俗习惯,而且还主动参与各种民间音乐活动,并利用民间音乐进行创作。欧阳修虽然始终没能脱离儒家礼乐框架,但其在音乐方面的成就无疑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     

克尔凯郭尔反讽思想的伦理意蕴

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格,一种言说方式,更是一种社会态度,一种世界观。反讽对现实的有效性进行批判和解构,可以打破现实的束缚,实现主体的自由。但是,在否定特定时代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效性的过程中,反讽有潜在地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并不必然与真诚相悖,我们可以通过驯服反讽,消除反讽的危险,反讽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人生和道德生活的重要前提和起点。     

信任的悖论及消解路径

当我们对信任用行动逻辑对其合法性进行深入分析时会发现,单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无法确立起信任所需要的逻辑前提,而且会使得信任陷入两个基本的逻辑悖论之中,即可信性悖论和陌生人悖论。就信任的悖论而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第一,通过证明如何可以穷尽对象的可信性来消除信任的可信性悖论;第二,通过证明如何把他人对象化,从而决定和预知他人的行为来消除信任的陌生人悖论。     

认知隐喻视野中的亚里士多德隐喻观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无法逾越的二分和对立,即必然性知识和基于或然性的其他话语体系的区分,以及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把隐喻置入或然性的话语体系中,切断了隐喻和知识的联系,并且将隐喻与语言的常规用法对立起来。当代的认知隐喻观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二分,肯定了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以及其与知识表述的密切关系。     

詹姆斯对上帝存在的实用主义证明

詹姆斯否定了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通过意识分析把宗教内的神圣对象归结为我们自身心灵的一部分。这种潜意识的自我通过某种方式与我们的生命相连,拓展并改善我们的生活。上帝的实在性依赖于个人的神秘宗教经验而不是先验的教义。这种关于上帝存在的实用主义证明在为个人信仰辩护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上帝的解构。     

马克斯·布莱克论分析悖论

分析方法是现代英美哲学的基本方法,正确和传递信息是对分析方法的直觉要求。摩尔把分析的对象限定在概念而不是语言表达式上,朗福德指出分析方法会陷入悖论。布莱克通过逻辑分析揭露出相似的语法形式其实表述的是不同的逻辑命题,从而消除了分析悖论。布莱克的解决方案本身已经成为分析方法的精彩注脚。     

论庄子的音乐思想

庄子的音乐思想主要表现在"天籁""天乐"观上,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种普遍的观念,也是一种很朴素的"自然音乐观"。而这种观念是建立在人道本于天道,即"天人合一"基础上的。这种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对后世的儒、道两家学派的众多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后来中国文化艺术的根。     

尼采和罗蒂的隐喻真理观之比较

尼采和罗蒂都是西方知识论传统的批判者,都否认存在与价值无涉的客观中立的知识;但同时尼采和罗蒂具有不同的哲学气质.他们在哲学上的共性和差异典型地表现在对待隐喻和真理关系的不同态度上:尼采从真理的隐喻起源出发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幻觉;罗蒂则认为隐喻虽不是真理的承担者,但却是真理的候选者,能够通过字面化的过程获得真理,这不仅是知识更新的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罗蒂用实用主义的乐观主义改造了尼采意志主义的虚无主义,从而使得隐喻和真理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