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修辞学的当代复兴及其定位——兼论哲学诠释学与批判语用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

基于20世纪语言、思想、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和多种变动,西方古典修辞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呈现复兴之势。面对此一态势,“辩护还是抵制”的问题构成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和以哈贝马斯为旗帜的批判语用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澄清这一分歧,有助于恰当定位修辞学“复兴事件”的作用与意义,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洞察其中潜在的危机与内在的界限。     

论胡塞尔现象学明见性概念的问题情境及其基本特征

"明见性"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中具有十分关键的地位,但他本人对这个作为其哲学最初入口的关键性问题却始终采取一种含糊其辞的态度。不遗余力地确立绝对认识与自我负责的生活规范以及在自身意识中寻找知识的确然性是明见性概念最切身的两大问题情境,而直观性、相对于意识的直接显现、意向与充实的统一可以说是这一概念的最基本特征。这既体现出他对明见性概念的前身即确然性概念的独特理解与持续改造和发展,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也显示出作为一个立志成为开启性哲学家的胡塞尔同他之前各种思想特有的关联及其自身理论的特点。     

中国农村金融对农产品物流传导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VAR模型对中国1990年以来农村金融变迁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物流发展,而农产品物流发展却没有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我国农村金融仍处于有效供给主体不足的状态。从破除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培育面向农产品物流的多元化私人融资担保主体、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金融、创新农产品物流金融产品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产品物流快速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校形势政策报告会育人效果提升机制研究

形势政策报告会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政策引领、理论武装、政治认同、信仰固化等方面能起到良好的育人作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有效途径。高校形势政策报告会育人机制建设是增强形势政策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保证。加强形势政策报告会的会前研判、内容建构、方法选择、要素互动、效果评估等环节的建设和创新,有利于其构建科学、系统、完善、高效的长效育人机制,切实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哲学的友爱: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

在通向存在问题的探究之旅中,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重要灵感源泉的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都在不同层次上赋予了"友爱"以某种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哲学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体现为两个为智慧或存在所吸引的有德之人,通过分享思想与语言,一起走向最高智慧或完满纯粹的存在。不过,在爱智者与智慧之间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友爱伦理的,因为完全自足、自在而永恒的神"不需要朋友"。对海德格尔来说,在其前期此在诠释学或基础存在论中,由于那种"能够为他人的能在做出表率"的朋友构成了每一有限性此在去本真存在的重要保障,所以,以"去存在"作为本质特征的诸人类个体之间的友爱仍然是值得向往的。而中晚期则更多地设想了一种此在与存在本身之间的友爱形态,并且这种友爱对于诸此在个体之间的恰当关系具有一种奠基性意义。至于伽达默尔,在并用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并且努力与后者保持一定距离过程中,更为坚决而明确地捍卫了友爱在人类存在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的极端重要性。即正是在一种善意的、互动的、交谈性的友爱生活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促进和丰富那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自我理解,才有可能不断地确认、更新和扩展我们人类的自我存在以及对其他存在者的理解和把握。当然,三位思想家对于哲学友爱的思考也是与人的有限性、理性和语言等其他重要哲学问题密切相关的,从而也使得各自"哲学的友爱"之观念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态。     

论现代性语境中大学与政府间的对垒与博弈

由于现代大学与现代政府在价值追求、影响社会方式、内在管理机制方面的分野 ,凝聚起一种处于对垒和博弈状态的张力网。处于现代性语境中的大学如何有效地驾驭、处理这种张力网中的多重关系并恰当地作出战略选择 ,直接关系到它在现代社会中能否发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其轴心力量的作用与意义。     

新疆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四元Probit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GHK模拟估计法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进行了有效识别,估计出影响因素对两类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效应,发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稳健。研究发现:(1)对农村正规金融需求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等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是否拥有技能等的影响为正;(2)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而言,居住地距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的影响为负,非农收入比重、家庭纯收入等的影响为正;(3)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而言,家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等的影响为正;(4)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供给而言,是否处于南疆的影响为负,家庭纯收入、家庭获取礼金和获赠所得总额等的影响为正。     

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

相对于注重在纵向神人关系中厘定人类生活方式及其命运的中世纪哲学,以及具有明显意识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主要涉及横向人类关系的友爱问题,并摆置于显著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三位现象学家在反对意识主体性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伦理政治生活之形式主义、规则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及其一般实践哲学的化用、重构、批判或革新,逐渐将友爱重新引入哲学视野,甚至推向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在相对意义上,三位现象学家友爱之思的具体领域和重心以及相应的友爱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在他们各自的哲思整体中,友爱问题都并不单纯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与存在、生存、语言、真理、时间、伦理和政治等议题错综交织。友爱问题的广泛牵涉性和深厚渗透性,也映现了现象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与趋势,亦即,在更源初、更深厚的层次上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存在与伦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源始关联和沟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由此走向一种更富前景之现象学的实践哲学。     

“颠倒”的辩证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与超越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全面的反思与批判。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超越,经历了哲学立场的“主谓颠倒”即倒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市民社会思维方式的“改造”即拨正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范畴与现实的关系;现实社会结构的“翻转”即颠倒了黑格尔资本逻辑背后“颠倒”的世界结构等三个阶段。经过哲学立场、经济学方法与资本逻辑结构的“颠倒性”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超越。这种不断超越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不断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思想内在价值与局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不断走向科学与成熟的过程。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