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轨迹

毛泽东在八大前已经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多次阐述这种变化，并将其认识成果体现在八大文件中。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仍坚持他的认识，但不久，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使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认识，提出了阶级斗争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认识上陷入错误。此种错误发展的结果，使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中进入误区     

陈独秀在建党之前和建党初期对军事问题的认识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又在建党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他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对我党早期的军事史影响很大。顺着陈独秀关于军事问题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在中国的独特条件下在探索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路的同时，探索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之路的。然而，由于这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理论和政治经验的不成熟，他探索的成果中，有正确的东西，也有不正确的东西。而他同时用这两样东西来指导中共早期军事工作，自然是既有成绩也有失误。（一）反抗反革命暴力的认识发展过程陈独秀在他尚属民主主义者时，即对中外…     

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陈立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创造并被运用于指导前苏联改革的思想体系。在它的指导下，前苏联改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结果是前苏联全面的动乱和最终垮台。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征

<正>科学理论体系是指由概念和理论构成的周密而完备的科学系统.它由三部分构成:(1)基本概念和范畴;(2)建立于概念和范畴之上的基本原理;(3)由概念和原理等引伸和转化成的具体理论.这三部分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首尾一贯的系统,就是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具有上述三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一理论既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也有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一国两制”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原理,又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防止和平演变”等许多具体理论.而上面这些概念和范畴、基本原理、具体理论又是相互联系、首尾一贯的,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科学理论体系的一般特征.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有其自身特征.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     

论精神支柱及其转换

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不仅有物质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人的行为要受思想、感情支配,或叫受精神支配。因此,一个国家、民族、个人,都需要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一、何谓精神支柱 所谓精神支柱,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人的心理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称为精神支柱。在人的心理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主要的,能起支配作用的,大体可归纳为:①情感、抱     

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文本中心论与相关性

在中外历史上,"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可以说由来已久.这种研究范式从"意义为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赋予"观点出发,关注文本本义,把"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在当代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一种新文化研究范式,即"相关性"范式.这种新研究范式的重心不在文本的本义,而在于文本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上,主张意义不是文本的固有特质而是被读者发现并生产出来的,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这种新研究范式具有开拓性意义,标志着当代文化研究从以往过于注重文本分析转向注重读者的文化实践.但另一方面,这种新范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本本身的意义,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分野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否认大众文化政治上的进步性,认为大众规避性的或狂欢式的快感,仅仅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试图充当大众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贬低其为之代言的大众。费斯克试图重新解释大众的力量,将之视为一种尚未开发的社会资源,以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归纳了社会变革的两种模式,即激进模式和大众模式。大众文化的政治是进步的而非激进的,是微观政治而非宏观政治。社会变革的大众模式虽然不是以推翻统治权力为直接目的,但是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激进的社会革命。费斯克的观点代表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等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的另一种视野,它是可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参考和借鉴的一种理论资源。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语境错位"问题.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建设文化大省与重塑浙江人心理

建设文化大省,不仅仅意味着在浙江形成一个作家群,产生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知名学者,创作出一批文化艺术精品,更重要的则是意味着要重塑浙江人的心理状态。过去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表明,从总体上说,浙江人的心理素质有助于促进浙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浙江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以及浙江经济制度的创新。但是,如果从浙江提前实现现代化和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现阶段目标出发,那么就必须把变革浙江人的心理状态作为建设文化大省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项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这里不必面面俱到,只想有重点地选择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国情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

毛泽东基于本国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模式所进行的探索和设想,尤其是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体制和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以及关于中国实现赶超战略的新思路,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在我国和其它迟发展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都是十分珍贵的财富。一、国情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体制的探索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从现代化角度而言,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体制的选择。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表明,任何一国的现代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或发展体制)背景下展开的。在构成现代化模式的诸因素中,社会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