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并“不均”

据一份调查资料称:调查者调查了某地一个人均收入超万元的“小康村”。该村人均收入确实已超万元,但户与户之间的人均收入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不均,约10％的户人均收入超过5万元,而余下的90％的户人均收入均在5000元以下,其中有的户还在1000元以下。调查者还调查了一些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左右的村,同样存在着“人均”并“不均”的问题,而且冒尖户与贫困户之间人均收入悬殊较大。笔者内心不由得涌起一阵阵的忧思。     

栗谷的经世论与疏通精神

栗谷李珥(1536—1584)的经世观完全是以君主、士林(官僚)、百姓的疏通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栗谷最重视君主的作用,主张以圣人为君主,认为要实现王道政治,君主应具备疏通的精神。在君臣关系中,在栗谷看来,君主应该致力于修身和修养,任用贤明的臣下,积极收敛百姓的呼声,而臣下(儒士、官僚)应该致力于修养自身,准确、客观地把百姓的舆论收敛给君主,不丧失君子的品位。对民,栗谷强调"恒产",认为养民优先于教民。同时,栗谷主张施行舆论政治,强调扩大言路,即保障言论的自由、公论的疏通、君主和臣下的公论收敛,以及基于正名的公论的形成。     

浅谈男高音的训练

只有掌握了科学的发声方法,合理地使用发声器官,使其协调工作,才能学好唱好男高音.     

建设校园文化凝炼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对一所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具有极大影响.本文阐述了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应提倡多元化,突出主旋律,凝炼大学精神的观点;探讨了建设现代大学文化,提炼和传承大学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论陈本礼的《屈辞精义》

本文对清代著名《楚辞》学者陈本礼的《屈辞精义》作了公允的评价 ,指出陈氏注骚的特色是以文学家的眼光来研究屈赋 ,在阐发屈赋的微言大义的同时 ,着重分析屈赋的结构和艺术构思的脉络、诗的艺术特征及其运用比兴的技巧。其观点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 ,对后来的《楚辞》研究有较大影响     

《骆驼祥子》与《好运之El》比较分析

《骆驼祥子》与《好运之日》，这两篇小说分别是中国作家老舍和韩国作家现真建的代表作品。都反映19世纪20、30年代下层劳动人民人力车夫的悲惨遭遇。     

洛克论个体化原则

洛克的个体化原则可以简便地概括为三个要素:事物所处的时、空位置和所属的种类。然而,如果我们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来确认个体,就会发现,它允许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种类的个体。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重合存在的个体表明了洛克哲学的内在矛盾。为此,本文将通过考察洛克的抽象观念理论,来论证这种有悖日常直观的重合存在是由于混淆两种个体的严格意义和日常意义而造成的。进而,结合同一性的讨论语境,我们将表明,只有在其严格意义上,洛克的同一性理论才是可理解的。     

现代化与本土化：好莱坞与香港电影的双向互动——兼论香港电影复兴之路

好莱坞主要以制片体制、建立企业文化、垂直整合等现代化因素影响了香港电影；而香港电影则以重娱乐、重类型、叙事极致化以及中国武侠精神等本土特色影响了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只有立足本土化，继续借鉴好莱坞的全球化和现代代策略，才能走向复兴。     

建国后具有内地背景的香港电影公司成立新探

新中国成立后,“南下”香港的内地影人和部分香港本土影人在香港合作成立了诸多具有内地背景的电影公司。其中,张善琨的长城影业公司被改组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张善琨等人离开。其中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新资料进一步证明,张善琨的离开主要是经济原因。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初期较为复杂的人员构成,使其既没有完全陷入意识形态的教化漩涡,保持着旧上海商业电影的制作路线;同时又与新中国政权有着过密的关系,并很快成为香港左派电影的重要阵地。建国初期香港粤语电影的颓势,为“左派”影人占领粤语片阵地、团结香港粤语影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刘少奇对香港粤语电影的批示,促成了内地政府出资在港成立了专门拍摄粤语电影的新联影业公司的“大手笔”。在其影响下,中联影业公司等具有精良制作水准的粤语片公司相继成立,扭转了香港粤语电影的颓势。“长城”、“新联”成立后,香港进步电影队伍相对稳定,但“递解出境”事件的发生,在港的进步影人仍存的乱向,以及夏衍对朱石麟等人的托付,又促成了凤凰影业公司的诞生。     

《补天》对人类文化创世精神的表现

本文是笔者的博士论文《〈故事新编〉与人类文化问题》中的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鲁迅写于五四时期的历史小说《补天》对人类文化创世精神的表现：一,女娲的创世精神所体现的民族性特征;二,女娲的创世精神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深刻联系而表现出的人类性特点;三,鲁迅对女娲创世精神的表现中寄寓了自己五四时期的独特感受。